恨的錯位《無/法/對/白》
10月
16
2020
《無/法/對/白》台南新營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林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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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資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

《無/法/對/白》新營場,舞台佈景素樸,幾張桌椅與一張吊網,對應其劇情簡單──一個五○年代因私下舉辦讀書會鋃鐺入獄的男子,出獄後認定妻子是特務與之離婚,多年過去,1998年發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女兒以「相信父親」之名,希望他能申請補助,洗刷「冤屈」亦緩解家計。雙方引發爭執,將簽與不簽這道選擇題交給觀眾協助,分成兩組說客與父女二人討論,盼能化解心結。

本場次選擇「不簽」的觀眾壓倒性勝利,討論議題不外乎簽了之後等同間接承認當年的錯誤,簡化為何要加入共產黨的歷史背景。筆者私心喜歡父親在五○年代是個左翼青年,而女兒卻極度痛恨共產黨這個設定。共產就是絕對的惡?當時因為反對政府壓迫所以加入共產黨的知青,以及因為是中國所以痛恨共產黨的女兒。如果重來一次,知青真滅了國民黨,得到結果是否依舊是對現世失望?台灣處境會跟香港一樣嗎?

已有吳思鋒先肯定《無/法/對/白》劇場民主化想像,但認為文本的史觀塑造過度扁平;洪姿宇分析劇場面對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仍有待努力;簡韋樵認為應將複雜的左傾啟蒙思想傳遞給觀眾,否則容易陷入狹隘的歷史詮釋視角。但,我不認為《無/法/對/白》僅是說了一個政治正確的故事,反倒拋出一個潛在的根原性疑問:「你的恨從哪來?」

女兒對父親的第一層恨,是缺席了十六年的「父職」;第二層恨是來自從小到大的政治霸凌,被冠上共匪家庭標籤,為表示自己與霸凌者站在同一陣線,早已自我馴化共產黨便是匪諜,所以反覆試探父親到底是不是真的共產黨員;第三層恨是女兒口中的「我相信你」,以及聽到父親承認年少確實加入共產黨的失望後落淚──當父親並非如自己預設般「清白」,父親就是兇手,她不是政府定義下「冤錯假案」的受害者家屬,無法站穩被國家冤枉位置,除非父親願意說謊。

至少基於這三種層級的恨,讓女兒陷入與政府相同立場──共產黨等於敵人等於絕對之惡──進而產生「恨的錯位」,對父親展開希望他簽下補償條例的情緒勒索,直至父親死前仍未化解。她叮囑孩子不要涉入政治,導向作品背後的核心意旨,白色恐怖似乎離我們遙遠,但所有人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那「惡」又是如何被製造的?正是這種將異己打入絕對之惡的邏輯,讓執政者跨越了殺戮與酷刑於道德上的非法之位,所以肆無忌憚取得理由肅清不同立場的史觀,生命被剝奪了好好活著的權利。在「共產黨即是惡的代言人」的脈絡下,女兒真的恨共產黨嗎?她恨的也許與父親一樣,是厭惡被壓迫的狀態,譬如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在疫情期間「維穩」,不惜一切代價的遮掩事實,轉移焦點等等;而非當年父親信仰的那個具理想色彩,能改善社會現況的共產黨。又或者父親當年恨的也不僅是國民黨這麼簡單。那麼,讓父女失和、家庭破碎的兇手,究竟是誰?

今日的我們,早已離「反共抗惡」的日子十分遙遠,《無/法/對/白》並未自負給出為歷史清創的方案,卻警示我們必須小心處理對「絕對之惡」的想像,多元史觀不能僅是口號,必須是種實踐,若連最基礎的易位思考都達不到,遺憾會是常態。

《無/法/對/白》

演出|未指稱共作場
時間|2020/10/10 19:00
地點|台南新營曬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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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而言,《無/法/對/白》的珍貴之處在於創造一個場域,在演出當下使參與者產生與歷史時空共振的可能。共振之一是演出團隊形塑了一個開放的發表場域,使觀眾感到安全的在其中交流討論,觀眾對辭彙如「白色恐怖」、「壓迫」、「反『中』」在各表己意之下重新釐清,在歷史繩索上來來回回碰觸摸索對話;……(梁家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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