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首部曲延續的《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是由六位不同身障狀態的演出者呈現，演出內容是演員與五位不同領域的創作者（何怡璉、陳宜君、許家鋒、張惠笙、劉芳一）共同創作成型。台灣雖然並無具體屬於身障者劇場的演出脈絡整理，但此劇戲劇顧問吳思峰曾在影片中暫且稱之「障礙劇場」，影片中也說了此類演出由來已久，但還未實際定義命名，另外也並非是要驗證身障者也可以演出的作品。【1】整場的演出過程，不斷觀察著演員演出與節奏同時進行聲音創造的劉芳一，也是駐側在舞臺邊重要的聲響來源。

舞台後方垂著多片半透明的養生膠帶，面對舞台左側，則有聲音藝術家進行準備，隨著觀眾漸漸入場找到位子，廣播聲開始提醒手機靜音、以及今日同時為聽障朋友提供服務，若有人使用手機閱讀文字觀看演出，請多理解。整體的結構由前半段透過部分演出者的自身經歷轉化為表演，中間有少數觀眾上去參與觀察與遊戲，而後面則透過每一位身障演出者的簡短獨白，帶出自身心中的意見和分享。約九十分鐘的演出大致可被細分為六個橋段：開場、以陳冠華為主的演出、陳怡然與謝筱君的演出、健康打包機的觀眾參與、每一位演出者想「對世界說的話」，而最後的行李箱，我視為屬於小天使（黃郁清）使想像世界的粗糙轉譯。

他們生產出了什麼樣的一把槍？

此劇提出了許多場上的身障演出者，面對自我的疑難、意識掙扎和階段性的暫時解答，而台下觀者極可能在劇場空間中會不著痕跡的視覺化了他們的身體，大多數的觀眾和演出者之間的身體差異，實際上很難理解演出者的「身體使用感受」，因此雖同理或很想接近，我們在日常中都有可能無意的冒犯了誰。「我是正常人」以及副標「我們一起撿到槍」由作品的劇名出發，觀眾的注視和在場，能如何解釋那正常的意思？或是那些複數的槍？

除了陳冠華分享的灰、綠熊故事，關於身體及外表差異的認同小引、及與助行器的演出；陳怡然、謝筱君一起和風火輪的演出，頗成功地透過形式和身體語言表達可能的過去經歷，此段演出中兩條繃帶各套在陳怡然的腳和手，另一頭則是謝筱君的纏繞與生活必要的風火輪，從分解不清的糾葛到互相擁抱（或接納），似乎訴說了風火輪於陳怡然而言，也曾感受束縛又不可能擺脫的過程，謝筱君的角色看來能表徵為怡然的風火輪，若是這樣解讀，爾後陳怡然經由謝筱君半站起來，抱坐到椅子（非輪椅）上的場景，讓具象的輪椅與謝筱君的替代或換位，頗有一種對峙平衡的觸動感。

謝筱君在和陳怡然對手演出的橋段，以及應萬年主持的健康打包機尾聲的鬥嘴爭吵中，顯現了她於某些段落及整個演出團隊的助攻作用，另外助行器、與風火輪部分的演出，一旁都有應萬年同時觀察並即時描述，此舉應是為了一些障別不同的觀眾服務？網路上露出的排練影片中，應萬年也經常在戲劇指導許家峰旁邊耳語描述現場，【2】弔詭的是，當進行到「對世界說的話」時，唯一用手語比劃的大蘋果（邵麗萍），現場並未有聲音或語言的翻譯，當觀眾透過那手語肢體去猜測她想講的事情，也許翻轉了聲音的支配，卻也悖論的無法讓大蘋果的「聲音」直接地傳達給一般觀眾，這對運用許多各式聲響、聲音的演出而言，有些難以預料。

而對觀眾來說較難以捕捉的小天使，有著自己想像世界中的表達，開場中演員不斷傳呼的各種聲音，也在為小天使鋪了接下來的「話語」可能，當她傳述出聲音或間歇較難以辨認的語言時，其他演出者會再次重述與群呼一次，不知其中有無帶著屬於他們音韻中的溝通或確認，小天使的短暫聲音以及片段的語句，經由其他演員的喚應，在場中創造了另一種我們怎麼也無法接收得當的世界或語言。

對社會指控的槍

劇中兩部分分別邀請了觀眾上台，一為陳冠華和助行器共同演出後，坐在台上邀請了一位觀眾，互相觀察對方的腳，兩人互相觀察並細數對方的腳有什麼特色，並再詢問觀眾願不願意和他交換腳一天或者一個月；另一部分是健康打包機，由應萬年主持，其他演員一同參與，邀請台下三位觀眾，藉由站、坐的姿勢去表達主持人所詢問的是非題，從一開始的「有沒有在吃保健食品？」、「你覺得自己正不正常？」又或者最後的「願不願意跟身障者談戀愛？」及「願不願意跟身障者做愛？」等等問題。

性之於身障者，也許是一般人會好奇的問題，在陳冠華與助行器共同演出的橋段即已預揭有關「性」的意象，也暗示了他在「對世界說的話」此段落中的指控。他提到自己每次出去演講，老是被問「你可以勃起嗎？」、「你可以做愛嗎？」等私人問題，一再的被問起，控訴著社會中某些人無尊重也不正常的好奇逼近，不僅出現在演出者的生命經驗裡，這些過度的話語揭露了台灣每一位不同障別的身障者都可能擁有的經歷，批評著社會中那些似乎同情卻無禮的眼光，而陳冠華又問出為什麼以往總被教導，因為這樣的身體所以要正面、善待他人，才會有人來「幫忙」你？而是否這便是迫使他，絲毫沒有準備卻必須要攤開的扭曲教育，導致了這種情形？位於台下的觀眾，便因為情境的對位看似成為了暫時被指控的探問者。

將隱形的槍指向自己？

關於上台的觀眾與演員之間的理由分享與交換，是否可能不忍傷害對方，也不想成為被全場認為沒有良心的人，還是進了劇場已有準備帶有同理的認知，而知道該給現場什麼，這其中有沒有可能做出了短暫忽視自己意願的決定？又或者是真心的心聲，無論參與者是願意或不願意、可以或不可以、否定或正面的回饋，都是人在社會中能於當下狀況面對他者的真實表現，而某些說出了相對「純粹」答案的觀眾，同時現場演出者也開心地說春天來了！好像就是演出者在人生中所等待的「奇蹟」伴侶，但現實中直到當你／我面對這些問題時，真能如同此現場一樣真實，做出一種判斷或純粹的行動決定？

「我是一個正常人」似乎期望能開闊出二元思考的彈性場域，正常（不正常）或前述提問觀眾的是非選擇題，迫使參與者、台下觀眾去思考其中已被社會化約的界線，是否能鬆動或重新界定，但是當觀眾進入場上參與時，又可能陷入沒有情節的是非倫理題？這些是非倫理的突破，也許會是當觀眾後續補充了理由與情境解讀的真實分享。舉例而言，當台南場演出時，主持人提問「你願意跟身障者做愛嗎？」時，其中一位選了願意的觀眾，被問起為什麼？認真的想著說做愛也不限定是戀愛對象，約炮也是一種，而台下部分觀眾帶了笑意。除了逾越「是」、「否」或其他對立兩端的答案，其中的灰色地帶和個人解讀，也是不同個體想像差異情境的其他理由，而觀眾的主動性，也許會破解框架而呼應我們有其他差異和重新相識的另一種選項。

註釋

1、「關於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戲劇顧問思鋒這樣說」，網址： part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dbX7JP_Ns。

2、空表演實驗場2020《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我們一起撿到槍》創作與記錄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U4j52v7N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