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記憶?誰的國家?《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

吳思鋒 (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19-10-08
演出
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
時間
2019/09/22 19:00
地點
台北景美人權園區白鴿廣場

想駭入一個系統,你必須比系統創造者或經營者更了解規則,並利用這群人預設系統運作與實際運作間的差異。駭客懂得善用這些無心瑕疵,與其說他們打破規則,不如說他們協助暴露系統缺點。

──愛德華‧史諾登《永久檔案》

轉型正義現在好像很夯,喔不是,是真的很夯。可是「轉型正義」說到底是「國家」的產物,或者好聽點說,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可是由國家這組統治機器來認可正義不是最說不過去的嗎?難怪需要一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做為「正義」的第三方,進行檔案蒐集與整理,同時不斷增生許多展演強化此一觀念的自身。至此,問題已經不是歷史與沒有歷史的大塊對比,而是歷史檔案與歷史書寫、民眾記憶與國家記憶的的近身肉搏。

我以為創作者深諳箇中道理;一開始男說書人(洪健藏)一直急著要進入二二八的故事,女說書人(劉淑娟)卻叫他別急別急,然後不疾不緩地從戰後米價飆漲、民生經濟困頓說起。這一招,一是用迂迴戰術的敘事鬆脫近年被談得越來越多,卻被定義得越來越硬的「二二八」,二是擺明了不直接切入國家暴力的政治學,而從經濟、文化的路徑另闢蹊徑,同時含納不同政治信仰的受難者證言、敘事,回擊國家視角的政治學,以及藉以含納更為深廣的(各種)「權力」的政治性的歷史書寫。如此向各政治光譜敞開的,因為包含著對「國家中心」詮釋版本的觀察,並與之辯駁,或試圖鬆脫,遂才有實在的「眾聲喧嘩」意義。而坊間流行的卻是,其實根本無中心或偽裝成開放詮釋,或用多元修辭包裝,其實仍然停留於各自表述、甚至缺乏時代感的文藝創作們。有了實在化的「眾聲喧嘩」(絕非無中心的喧鬧),歷史檔案的詮釋才有「去中心」的可能。

因此,「歷史書寫」反映在這場說書裡,一部分即關乎敘事策略;通過〈走進白色的日子〉、〈遠方歸來的朋友:伊是讀冊人〉、〈逮捕與消失〉、〈審訊〉、〈自新:成為一個全新的人〉、〈夢中的墓碑〉、〈無法送達的遺書〉七個章節,當台上的說書人一路說下來,本來乍看有兩位說書人與兩位樂手,後來卻變成人人皆是說書人,說書人有時會與樂手對話,樂手有時不預期地插入,敘事的人稱在彼此順暢、詼諧的丟接當中不斷變換,使觀者不易陷入容易導致同情、悲壯與懷舊的移情作用。相對來說,更接近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的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敘事視角的切換與融合,也來自於音樂與說書缺一不可的表現形式,或說,用了更混雜的形式重新構造了來自民間、「韻散結合」的說唱藝術。

但畢竟創作者自己在場刊早就說了,他們使用了說書、民謠、唸歌、報告劇等民間敘事,因此除了重複指認這些表現類型屬於民間敘事,我們更應該問:《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後簡稱為《明白歌》)通過民間敘事,重新發掘什麼樣的藝術力?或者,先跳到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素有一種典型的研究叫「知識份子與民眾」,這命題自然預設了知識份子與民眾兩端(我以為再拒劇團歷來的作品皆具此一面向的思考,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那麼「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命題在《明白歌》又呈現出怎樣的叢結呢?

諸如此類的民間敘事,多近「俗文學」。我們很容易把俗或雅自動歸類於民眾或知識份子,可是《明白歌》卻可說是再拒多年來在「音樂劇場」(與誕生於商業劇場的音樂劇,兩者文化脈絡迥然不同)的「再實驗」,甚至當創作者召喚美國加州民謠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row Wilson Guthrie)的歌曲,重新編譯為 「我們勞動者要能團結/否則永遠沒機會」(引歌詞)的〈站在哪一方〉之時,也潛在地表示創作者在劇場裡面對「台─美」關係的歷史情結,並不陷入被壓迫者/壓迫的二元結構,而是從民眾、勞動者的過去與未來中,尋找「我們能否團結」的縫隙(這也是再拒作品裡慣常意圖)。用聲音的民間敘事,說唱歷史的複音,維繫歷史書寫的多元詮釋張力。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