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慧玲（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源於威權體制下人民遭受不當政治迫害之平反與恢復名譽，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2018年5月成立以來，於清理檔案、平復司法、調查真相諸多工作，不時出現於政治版面媒體上，期間亦摻雜著嗜血性格的政治雜訊，再次打亂「正義」的意義與價值。轉型正義、白色恐怖如果被貼上草率的政治鬥爭或清算，如同《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後簡稱《明白歌》）一開始幾次以「二二八」為對照，兩位主述人不待對方說明即搶著說，「接下來就是二二八了」，彷彿台下你我都知道（也只知道）二二八，實則不僅對二二八實相一知半解，對「接下來」發生的白色恐怖更遑論認識與了解、接受。「二二八」過早墮入政治對立仇恨工具，正因解嚴初期「正義」彷彿只是交付政治上層道歉的事，與百姓你我無關，因而缺乏從「人」的角度出發的「正確」對抗意識。為了不讓「白色恐怖」轉型正義工作再次淪為鬥爭籌碼，促轉會重建社會信任、治癒政治創傷、促進對話、教育推動等工作，就無比重要。因之，再拒劇團此次以鄉鎮巡迴、結合親子工作坊，深入地方，對話取代教育，就計畫形式而言，具有普及與平等觀點，已足以令人激賞。【1】而實際觀賞演出，其採用的音樂說書劇場形式，以西方民謠搖滾反抗精神為骨，台灣在地古老月琴彈唱為譜，將人民苦難編入敘事，其素樸性與民間性簡潔有力地呼應了白色恐怖織網般無處不在的間隙正在你我之周遭，認識它、靠近它顯得容易，傷痛也容易感染──雖然後座力很巨大，並不容易癒合。

《明白歌》此次走唱巡迴高雄橋頭、台南新營、苗栗竹南、高雄黃溫恭舊宅、屏東佳冬、雲林虎尾、宜蘭五結、台北景美人權園區，俱是白色恐怖肅清「重災區」。過往陰翳或者被修茸整飭的文創園區工事掩覆，或者不在視線範圍可及可觸之處，但透過演出後邀請貴賓現身，比如作家季季（雲林場）、鄭南榕女兒鄭竹梅（宜蘭場），帶出親身經歷，或追憶、或揣想，某些場景彷彿重現，身在當下似有當年、彼處臨現感——崙背豐榮國小、虎尾永定國小、羅東紙廠，突然的消失、傳說的槍決、抵抗的身影……都可能近在眼前、你我周遭。覺察空間的歷史層積與時間的虛空飛逝，人變得無法自處與安逸，某種焦慮與欠愧，陣陣襲上來。

在虎尾，觀賞人數——比起宜蘭，更不用比回到台北景美人權園區——並不多，相對寧謐的鄉鎮，關心政治與歷史的人總是較少。但也只有在這些偏遠角落，是否所謂人權、民主、正義的普世價值，才有被擾動、思考的必要？介入社會的藝術形式才有被檢驗、接受的實證？

因此，再拒劇團採取的說唱、說書形式，格外令人驚喜。

再拒劇團團長、計畫主持人黃思農引陳達、美國民謠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以說唱敘說人民史、以歌聲鋪陳場景，傳述了一代人情感為例，認為說唱是最貼近民間的藝術形式之一，同時，正如蓋瑟瑞為勞動階級唱出左翼心聲，陳達百科全書式講唱詩篇，如能復甦台灣已消翳的說唱技藝不啻讓藝術傳達得以最貼近生活孔隙方式，重新回到鄉井巷弄，也讓說故事的人還原形色於民間。【2】

說唱技藝的消失，係口語文化、母語傳承、傳播方式變遷造成，「講添丁說添丁」的吳樂天盛世，如同陳達「思想起」，均再也難復返。但《明白歌》努力模倣古早口語歌謠之美，貫串全篇的六首說唱歌謠，從第一聲「我來唸歌予你聽」揚起，到最後一曲【恆春小調】牽絲蔓藤扯喉的唱，曾伯豪滄涼又豪勁的嗓音伴著月琴鏗硬弦色，衝入耳際，就有令人震慄酥麻起雞皮疙瘩之感，的確是久違「還魂」似的聲音。而接著的唱詞，不論不同曲調或新編、改編曲，詞語寫作實在精彩，敘事為主，抒情為輔，「阿榮種田真可愛，種到親人全不在，田租像是把人殺，乾脆別活自己埋」、「我們在監牢熟識，若叫目鏡仔就知……雲若目鏡掛天邊，遙看白雲珠淚滴」、「半世紀的石頭啊，恬恬眠，埋藏的故事，漸精神」（蔣韜詞曲，並以客語演唱），仿四句聯、抓押韻、學逗句，啟用月琴、二胡、吉他及其他樂器或非音樂聲響（警報器、鐐扣聲、撕紙聲、空氣槍聲），曲調包括【江湖調】、【江湖調／南光調】、【五孔小調】、【恆春小調】及新編【夢中的墓碑】、改編【站在哪一方】等。再拒劇團素來拿手於各種音樂表現形式，熟諳傳統與前衛接合，在九十分鐘說唱劇裡，音樂起了最大作用，如詩如實地，讓觀眾浸淫於乍熟還生的草根光暈與日常素樸，卻又雜混著可怖肅殺，分分秒秒危顫與悲淒音色中。

但音樂畢竟是抽象訊息，《明白歌》串起的不僅音樂感性，還有語言文字的述說描繪，兩位演員劉淑娟、洪健藏既扮演全知說書人，也扮演文本裡當事人，同時，擔任後場音樂的曾伯豪、蔣韜也偶見轉換身份成為「演員」。他們的角色身份流動一方面暗示了白色恐怖期間身分隱藏、偽裝、被羅織、特務變穿等等互換或揭穿話術，更同時讓文本裡的故事、證言、行動、過程的說詞的真假因果，有了辯證的空間。各式各樣的「人」，各種緣由的幸與不幸，不論是日治晚期到光復初期貧窮階層的苦訴，接收初期政事與人事的凌亂，或三七五減租弔詭的農民運動與被羅織利用，或讀書會掃蕩，或自新自白的誘罪，或工廠、學校地下黨工委會的捕捉……一幕幕工農知識份子普遍性的被抓、舉報、入獄、遺書、遺骸事件，透過聲音、文本、腔調、扮演的多重轉換，營造了白色恐怖多重複聲的形象與想像。的確，如同黃思農說明，白色恐怖牽涉範圍之廣、各個案例不同之複雜，並非國共鬥爭、冷戰戰線、階級反抗、冤案假案等概念可簡述勾描。而白色恐怖從1949年戒嚴開始至解嚴前夕，包括地下黨組織、台獨運動、黨外運動，時間長達四十年；《明白歌》選擇的主要是1950年初期，地下黨組織、工會與讀書會抓捕最凶的一些個案，戲裡出現的人名俱有所本，但觀眾一時片刻是無法認識透澈的，過於龐大巨量的資訊讓觀眾接收顯得吃力，但戲裡學校、社團、組織入罪過程，連選擇沈默的女學生都走上自殺之路……，案例讓人無法迴避，彼時政權對立於人民的極端惡質，透過戲裡的選擇橋段，讓人無限唏噓與寒憚。

說唱有其簡易特質，音樂的感染居先，敘事的重量在後，音樂與敘事交織，並不一分為二，而是綿密地縫綴為敘事歌篇，或演或唱，亦演亦唱。傳統樂器的草根性讓音色很接地氣，全知觀點的述說帶有啟蒙意味，背後教育者出自國家機器（促轉會主辦此計畫），創作者卻能自覺地以多重變身、轉換觀點，提供觀者自我思辨空間。聲音不僅是旋律、線條，同時是物的回響與刺激，因而帶來革命、武裝、刑求、拷問、槍決等肅殺氣氛。而空間布局上，木板紙片的屏風帶有日本況味，多層抽屜的辦公事務櫃、黑白兩色的服飾與全景色調、白色汽球人與黑塑膠袋的暗影，讓《明白歌》即使是在擁有確切國家機器暴力運作的歷史背景下，仍刻意拿掉明顯的國家政治符號，只著力塑造某種冷肅氛圍。這或許是《明白歌》所選擇藝術與真實、虛構與現實的距離與美學表現，從而讓觀者有了吞吐咀嚼的自由。

《明白歌》裡的人、事、景，都係從真實檔案而來，這些自白書、遺書、自新報告、審訊筆錄、信件、回憶錄等等資料剪輯，串連許多尚無法認識的人名。雖然感傷、感性（不論悲痛或震慄）奏效，但究竟觀眾觀賞後，帶走的是什麼？是指認加害者（如戲裡訊問的特務、蔣介石親筆改判死刑），還是感慨地下黨人（如戲裡鼓吹佃農利用三七五減租提告地主的知青），還是悲憤於濫抓濫捕，或慟於屍骨重見天日（如戲裡曾梅蘭發現六張犁墓群的真實故事），遺書終於傳達至後人手上（如戲裡黃溫恭遺書的真實故事）？戲裡大量的資料被縝細處理過，雖無法一一認識人物與事件，但扮演、說書、音樂的多重聲道，形成最終隱喻，亦即，白色恐怖並非全面性的一致與對立，它的形成原委與影響，牽連至整肅前與整肅後，迄今家族後人、乃至台灣社會集體對政治冷感或偏執，對歷史的空缺與遺漏。白色恐怖亦如天羅地網，曾經牢牢束綁了人民的身心與自由。正由於原因千絲萬縷，《明白歌》不僅選擇了有距離的全知與介入多重觀點，更拉出了「作為一個當時的人」最低下、真實的敘事位置，從出身處境、到面臨選擇，到遺命，或懷念，以「選擇、關押、審訊、自新、遺骨」為故事發展線性軸線，讓觀者得以設身處地，替代受難者，並且，讓受難者不只是政治受難形象，更有為人父、兒女、同學、學長弟、妻、友等等真實「人」的形象顯影。

如同作品副題：「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明白歌》如果成功，應是透過感性形式（與走唱計畫）讓觀者第一次對白色恐怖有概括的歷史認識，包括被掩蓋的過去，須記取的未來——甚至，對冷戰防線下，亞洲左翼運動傷亡連帶的認識。而藝術面上，《明白歌》讓人聯想起1930年代文協的演講巡迴團、1940年代尾翼的台大麥浪歌詠隊、電影《好男好女》的「幌馬車之歌」、1970年代校園民歌乍起的反抗歌聲，正是帶著歌聲，走進鄉陬，親近人民，平等與正義的價值才有真實的意義與考驗。作為藝術工作者或團隊，當電影《返校》藉著電玩效力抵達了青少年世代，《明白歌》如此相近於巡迴職業演出團的概念，也才是真正接續成為新一代陳達、吳樂天或蓋瑟瑞的藝術行動。

註釋

1、促轉會組織分分為「還原歷史真相組」、「威權象徵處理組」、「平復司法不法組」以及「重建社會信任組」，接續下來還有「我們在這裡發生故事在地篇：家園記憶論壇」系列活動等。而民間藝文工作者亦有「未指稱共作場」將於台北松菸、嘉義朴子、台北北投、新北鶯歌等地展開《無／法／對／白》巡迴演出，共同揭櫫這段猶待被認識的白色記憶歷史。

2、黃思農：〈講故事的人─寫在《明白歌》之前〉，《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節目單。另有電子版，網址：https://reurl.cc/gvzM7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