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藝會和兩廳院共同甄選、製作的《新人新視野》，提供「學院後」創作者與專業環境接軌的橋樑。今年戲劇篇的兩個製作，一個挪用西方文本試圖本土化，一個取材西方背景卻自由原創；一個貼近寫實、一個後設遊戲；不只風格迥異，更是兩種背道而馳的美學方向。

黎映辰導演的《媽媽我還要》是1983年普立茲得獎劇作《晚安母親》的刪節版，呈現一個女兒自殺前與母親的對話，陳述生活的種種不如意，母親力勸不果，最終不得不接受女兒的死亡。兩位經驗豐富的演員，不知為何採用相當通俗劇灑狗血的表演方法。在不大的實驗劇場內，卻選擇使用麥克風擴音，徒然讓表演更加失真。背景是一道傾斜的牆，只是指陳出這個家庭內部的傾斜，卻與表演完全無涉。導演用了少許手法，例如強調甜食的重要性，例如讓演員把桌子立起當作門，又例如添加最後一個畫面，讓母女對坐，落葉從天而降。但基本上還是在一種極其保守的「偽寫實」風格內，沒有經營出真正的寫實質感，也沒有新視野可言。

姜睿明導演的《約瑟夫‧維特杰》是由一批北藝大學生集體發展而成，取材一名入籍美國五十多年的前納粹份子被起訴的新聞。情節在法庭與往事間往返，看到一名德國少年如何隨熱中納粹的哥哥加入黨衛軍、如何在戰後與哥哥互換身份逃亡、以及在流亡中的多重匪夷所思的經歷，最終引出國家與個人認同的大哉問，也隱隱扣回台灣今日的現實，頗有布雷希特以西方筆墨借喻四川與高加索的意味。

這曲折的故事被導演以靈活的歌隊調度，快速切換角色與節奏，表演機智，主題耐人尋味，敘事方式出人意表，有小型史詩的架勢。可惜或者編導與演員仍太年輕，對於二戰時期德國社會的描寫與轉折，有不少不合情理的設想，在表演上也帶有太多當代台灣青年的氣息。空台上只有一根頂天斜柱，像把這飄忽不定的人生牢牢釘在台上。全場以現場鼓聲做為配樂主軸，時而宛如舞龍舞獅出場、時而彷彿非洲鼓附身，往往太跳tone。導演本人穿插的一段戲中戲，更有譁眾取寵、玩得過火之嫌。然而以遊戲性風格書寫龐大的國家權力與個人身份的命題，最終散發出一股深沈的漂泊感，堪稱舉重若輕，創意十足。只是，我忍不住會想，何必捨近求遠？從台灣近當代史中，豈不有更多如此乖謬的人生？倘若他們有心書寫，理應更能掌握真實的分寸，予觀眾更深的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