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前,我們都需要自主思考《我們與惡的距離》

尹良豪 (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研究生)

戲劇
2020-12-21
演出
故事工廠
時間
2020/12/05 19:30
地點
國家戲劇院

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總計十集的電視劇,濃縮為一百八十分鐘的舞台劇,光聽就覺得是場遙遠的距離,有觀賞過此電視劇的人,都一定有著同樣的困惑,而這也正是這項艱鉅的改編首要面臨的兩大困難:其一,如何將廣大社會的生活抽象、縮減投影至小小舞臺上,人物支線如何刪減、劇本段落的擷取,勢必是一大難題。其二,可想而知,影視的創作可透過景別、鏡頭的替換,充分表現出非常細膩的部分,放大劇中的關鍵信息給觀眾,反之,舞臺與觀眾的空間關係是直接的雙向交流,能看到彼此當下最真實的反應,因此,劇場版的現場詮釋,能否保有電視劇的效果,使每個觀賞的受眾接收到同樣份量的感染力?這部分仍尚待保留。但不可否認地,故事工廠此次推行的製作,恰巧呼應了臺灣2020年的動盪不安、波詭雲譎,將人們內心的恐慌與不安感,再一次聚焦在這些社會議題上進而得到昇華,也再度帶起人們對死刑、精神病患等社會議題的討論與爭議。

劇場版不僅搭上Z世代的IP熱潮,以論壇劇場的方式作為延伸,觀眾不僅可透過手機發表言論、更可參與公投,參與某特定橋段而成為演出的一部分,編劇(我們)欲試圖觀看,當現實世界引起網路輿論的鍵盤手和自以為正義的人士,正是坐在臺下的自己時,會產生什麼樣化學反應?但《與惡》這齣劇主要在探討精神患者議題,關切這些資訊是否正確地被汲取,所以不得不留意:觀眾事前是否都有充分的掌握?還是一開始便下了定論?觀眾的決定影響著不同結局的發展,對整齣劇的走向來說是加分?還是更顯得劇場版劇情結構的單薄呢?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另外,較遺憾的是,劇場版有限的舞臺機械條件,猶如一把無形的枷鎖,終究不敵電視版來的深刻清晰,觀看過程中,觀眾的情緒不斷因為場景、布幕的轉換而抽離,加上缺乏質感的影音設備,還有配合劇情轉場的移動,嚴重破壞戲劇節奏,截斷了演員與觀眾好不容易連結起來的共鳴。比如剛開場短短幾分鐘便礙於篇幅而大幅刪減,一連轉換多場景別,觀眾的情緒不斷被叨擾,使得原先醞釀好的氛圍瞬間幻為泡沫。幸好,舞臺的臨場優勢仍成功襯出角色的性格,在十足的戲劇張力,讓觀眾身歷其境,好比說楊迦恩飾演患有思覺失調的患者應思聰,一場在節目攝影棚裡因幻聽、幻想擾亂自身思考以致情緒失控最後自裁的段落,將整齣劇堆疊至最高潮。個人認為,楊迦恩細膩表現了歷經童年家庭的衝突、夢想被抹滅、痛失女友等種種因子,造就長期苦受幻聽(覺)所影響的精神患者;電視版的劇情裡應思聰有說過一句話:「對…不…起,我……不會再打人了,我想要回家……」顯露出徬徨無助,令人格外動容,此橋段是劇場版未提及的,我認為,考量角色性格的平衡,製作團隊可再仔細思量這個刪減。總得來說,演員的表演能力有一定的水準,值得注意的是,劇場版的配角演員雖戲份與臺詞不多,但人物立場鮮明,例如飾演李媽媽的謝瓊煖,一登場便聚焦觀眾的目光,話語精簡但句句寸心如割,撩撥觀眾的內心深處。扮演丁媽、丁爸的劉珊珊和李右杭,也沉穩內斂地詮釋出了對女兒的愛護與擔憂,仍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為此劇畫龍點睛。

《與惡》以真實社會案件為原型,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為發想,劇情以李曉明在戲院犯下隨機殺人案展開,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拉扯出案件當事人、關係人的個人信念與情感掙扎,闡述著有關精神疾病患者對社會大眾的影響與爭議,切入角度從加害者、加害者家屬、被加害者、被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媒體工作者、醫師等而有所不同;相同的是每一位都為了維護自己的立場,在人性與人心之間產生矛盾、在善與惡之間游移,但到底什麼是對(錯)?什麼才是善(惡)?我認為這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一個犯罪的人,讓世人更清楚看清這個世界,在有亮光的地方必定有著黑暗,在有良善的地方肯定也存在著奸惡。這世上不會有完全良善的好人,而壞人也沒那麼十惡不赦,簡言之,很多事是一體兩面的,正如同人性(心)也不是非黑即白的。

總體來說,《與惡》劇場版藉著社會議題、公投論壇、觀眾即時參與,結合網路風潮,將劇場語彙擴充至最大值,拉近與觀眾間的互動,此方面值得讚許,畢竟這是屬於劇場的優勢。而投票民調的結果大多是反對處以死刑,但又不願意精神患者身處在我們的周遭環境,明顯地點出人性(心)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在善與惡之間的拉扯。回歸議題上,批評總是容易,但切記在發聲之前請瞭解其前因後果,有些事情,當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已是一種偏見,請做出理性的判斷,不要隨波逐流。最後,個人認為,正確的媒體識讀教育十分重要,若不能明辨是非與理性看待,恐會變成媒體是「毒」,如此一來我們與「惡」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如何防止毒害的蔓延,你、我(們)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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