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風暴的白色漩渦中《白色說書人》
十一月
13
2019
白色說書人(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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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特約評論人)

《白色說書人》,兩年前在實驗劇場演出,超乎意外的反應冷淡。原因固難說政治便是票房毒藥,卻表現了表演藝術與政治選項的市場關係,頗值得探究。於今再次搬演,帶來不錯的迴響,不禁讓人聯想:這和近期電影與劇場,改編白色恐怖相關議題的關係。說來,這也不免令人深思,事實上,自1995年侯孝賢以白色恐怖年代受難者鍾皓東、蔣碧玉的歷史事蹟為藍圖,拍下《好男好女》這部經典電影之後,相繼電影導演萬仁也以相同的題材拍出《超級大國民》的片子,頗受矚目。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處於一個過於斷裂的社會,觀眾應該不致對於此類題材感到陌生。然則,事實卻並非如此。近幾年來,以此為題材的表演,觀眾一般性灰冷居多,直到議題或風格都備受爭議的《返校》,近日在市場一陣旋風以後,以此為題材的表演似乎熱絡起來。這是劇場議題介入社會時,仍然備受市場機制左右的確切舉證。

從一種較為客觀的角度切入,這也說明著人們對集體記憶的關切,總是先從「鏡面映照說」回看歷史與當代的關係。亦即,如何從歷史看見當代。眾所周知「映照說」需要鏡面,這是物理性的必然,而鏡面是當代透過歷史的重新反思。從這角度出發,《白色說書人》以獨腳戲現身,卻涉及世代的交錯,所導致的對於加害與受害意識的重新翻轉,恰是對於「映照說」的另類轉換。在這部戲裡,身分認同的接軌是透過上一代的生父與養父之間的矛盾,推動一個平常市民對於生存與歷史之間所提出的問號。因此,白色風暴恰捲動於日常漩渦裡,是布袋戲技藝與政治壓殺記憶的民間匯川。

這在一定程度上訴說著:歷史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當它挾帶記憶的風砂塵霾,前來與當下會合時。庶民社會所遇上的,會是經歷過當代際遇整合過的鏡面。這時的鏡面,超出了物理的機制,開展了人性的畫面。像是劇中由邱安忱擔綱的主角,是在一步一步的劇情推演中,揭開了他與被禁制社會的連帶關係。劇中的安排,也是解嚴後成長一代人的現實經驗。因此,「鏡面映照說」在本劇中的表現,並非記憶映照當代;相反地,是當代映照記憶。所以,劇場的空間得以從一個房間,演變為說書人隨時在情境轉換中,到達的另一個時空。這是本劇從書寫劇本到導演戲文間,不斷轉化所形成的螺旋狀時空情境。

這情境的鋪陳,回到劇場時空本身。很關鍵的元素在於:想像與記憶的交互辯證,有時甚或錯位。也就是,想像讓記憶活化了僅存在過去時空的框限。這想像,是由布袋戲偶所撐起的環環相扣的故事。一開始,是耳孰能詳的廖添丁,隨後轉化成夢中玩伴、成愧疚滿滿的養父、成抗日英雄後,又再次轉為對抗威權的符號。隨著劇情的發展,想像的蜘蛛網不斷擴散出去,撐起了故事中的故事,也形成戲中之戲的層次探究。這其中,值得進一步討論的重點在於:操偶師如何超出傳統的界限,以身體在空間中邊操偶、邊講述或搬演。這其實發生著某種特殊的效果。亦即,將操偶者以演員的身分曝光,而後與作為角色的布袋戲偶發生對話關係,這發生於劇場的敘事性而言,並非僅僅是呼應劇情需要的安排,而是在空間中生產一種不斷「陌生化的效果」(alienation effect)。讓觀眾情緒處在一種不斷投入劇情,又間離出劇情之外,思考作為說書人的主角,如何從父子關係的面對,經由未現身的母親,去到白色恐怖年代中一段撕裂的親情。然而,導演顯然對於場面活化的表現更勝於議題性的討論。這一點,就開展議題的面向而言,很值得進一步商榷與深入思索。

劇場或電影,探及白色恐怖議題時,以一種媒介或載體的身份現身。然則,超出這載體想像之外,進入時空的軸線中,這是具備民眾性質以探索政治壓殺事件時,最得以讓人得到啟示的所在。從《白色說書人》的結構,我們最具體的發現在於:歷史作為共同記憶的一個環節,並不是時空過往的重提,而是因著當下生活中的點滴連帶,在我們的面前重新回復了生機。劇中,作為個體記憶的生父,在1971年,因保釣、成大共產黨案被槍決,留下作為本劇說書人的兒子,而偏偏養父是法庭上背叛生父的人。這劇情本身的推動,其中一個面向,是個體記憶因受難死亡而中止;另一個面向,卻因共同記憶而重新復活,讓終止的生命或事件得以延續。這樣的視線投射出去的角度,讓我們反思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發生的白色恐怖事件,是以共同記憶作為復甦的根基。

也因此,就本劇中的說書當事人而言,生父的受難並非一偶發事件,也無法以戒嚴下的獨裁所延伸的殘酷政治,來說明一切的肅殺,而是進一步推動我們思索:共同記憶之於白色恐怖,是在冷戰國際觀的結構下,目睹一件件個體記憶的被迫遮蔽;而今在復甦共同記憶時,如何以劇場為反思場域進一步探究──當人權被視作普世價值時,如何將殖民主義與冷戰的遺留,視作假正義之名行殺戮之實的大背景,這是關鍵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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