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票房奇差、或說並不意外（畢竟連編劇也自稱票房毒藥了），大概是《白色說書人》首演後的窘境。雖是無損這部作品在敘事與形式相互配合下的圓熟，卻仍可惜地未能被更多人看見。

當日的演後座談，受邀的白色恐怖相關研究學者以略帶質疑卻又有些果斷的語氣發言，認為是演出題材所牽涉的政治性、而一般觀眾無意接觸白色恐怖所造成，似乎將到場與未到場的觀眾做出「非黑即白」的劃分。政治事件作為劇場題材或許可成立為理由，但政治其實是台灣劇場始終不缺席的主題，況且近年以白色恐怖為材料的作品尚有創作社《少年金釵男孟母》、耳東劇團《服妖之鑑》，既未獲相似處境，亦於近期複刻。該追究的，可能是此週間的表演活動近乎飽和，相對稀釋了每一場演出的觀眾量。只是，《白色說書人》為何不被選擇，也形成另一個迴圈──似乎仍就是「政治」。我認為，不管在場或不在場的人，多數是「灰色」的，也就是「既黑也白」、「不黑亦非白」；這種介於其中卻又有些區隔的冷感大抵才是決定進入劇場的關鍵，而《白色說書人》在其主題的包覆下也形成某種非必要的選項。

多半被界定於1949年5月20日至1991年5月22日間的「白色恐怖時期」，起於《台灣省戒嚴令》的頒布，終於《懲治叛亂條例》的廢止；在中華民國政府罔顧人權、民主與自由的前提下，壓抑、甚至是扼殺台灣不同面向、世代與思想的言行、意見與聲音，以製造假案、扣上匪諜罪名的方式在各地濫捕、刑求與濫殺。「白色恐怖時期」的結束，並不代表傷痛隨即止住，所鞭笞在政治犯家屬、乃至於倖存者身上的是糾纏一輩子的斑斑血痕，午夜夢迴、白晝日常依舊蒼白。只是，當歷史事件在時間裡被拉開距離，會慢慢變為歷史長軸裡的一個記號，就算它離我們是多麼地近、多麼地切身（特別是多數時間裡，這個事件始終被當權者壓制著）；當參與歷史事件的人逐漸凋零、或者易位，記憶也會被稀釋，再也無法成為多數人的痛感。我會想起前陣子的新聞，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立法院「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審查時哽咽地表示，許多受難前輩等不及博物館正式成立而離世，希望組織法儘速三讀，讓博物館順利升格，用國家高度面對威權時期人權受害的歷史；但，藍綠立委卻往往質疑其急迫性，立委王育敏更詭辯似地執著於「威權統治」的「威權」該如何定義，是不是民進黨說了算、文化部自行定義等問題。【1】在不同身分的人們眼裡，逐漸成為「歷史遺跡」的白色恐怖與威權時代，成為切身卻難以逼近的傷痛，最後竟落入文字的遊戲。更可悲的是淪為政治工具，如《白色說書人》裡頭那場總統恢復受難者及其家屬名譽的典禮。羅毓嘉曾指出，2011年7月15日，台灣解嚴二十四週年紀念日，前總統馬英九歸還黃溫恭於獄中留下的家書；卻規劃了十二分鐘的總統致詞，而領取家書的時間僅五分鐘，且指定黃溫恭長子黃大一代表致詞，並須提供講稿讓相關人員核閱。「主體的錯置，使得以遲來的家書返還流程，顯得荒謬至極──受難者已在國家的蠻橫作為之中被消音，家屬更被國家變成了為政治人物站台的配角與棋子。」【2】受害者反而變成迫害者或收羅、或拋擲的籌碼，恢復名譽、歸還遺書也就只是形式上的和解與轉型正義（博物館蓋與不蓋會否也只是一種象徵罷了）。

於是，紙糊的舞台空間、穿梭的布袋戲偶似乎成為《白色說書人》對歷史事件的被建立、當權者的各自表述進行的某種沉默控訴。《白色說書人》以邱安忱的獨腳戲、吳榮昌與黃武山的操偶作為敘事之形式，如何調配比例、共存舞台並流暢切換、互動是導演戴君芳於此劇最精采的介入與形塑。演出形式與劇情敘事順利地接軌──紙糊的家具（如冰箱、桌椅等）是兒子文彬替甫過世的父親糊的，不只是即將燒往冥間的祭品，更是他們原本日常所使用的一切；布袋戲偶是文彬幼年的生活調劑，蔓生出來的故事填補了他們生命的缺口，而最常出現的布袋戲主角廖添丁，亦成為父親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同時，這也形成故事的第二層隱喻，暗示著歷史、人與事件的狀態──不堪一擊的、被扮演的，如紙糊的一切、被扮演的戲偶，都在「戲中戲」裡尋求相互的對應。特別是借用廖添丁在地下廣播電台不斷被擴充的樣貌與故事，疊合出這個未曾出場的父親／養父的模樣，也步步揭開藏在表層事件背後的種種，透過虛構的故事。

《白色說書人》雖以「白色恐怖」為題材，卻在看似沉重的指控裡轉譯出人性的柔軟、情感的輕盈。編劇詹傑在繁重又眾多的歷史材料閱讀裡，似乎更被這批受難者的遺書所觸動，也或多或少受到《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的影響，「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分傷心吧！」（郭慶給妻子的遺書）【3】、「祝您們健康‧快活！」（郭慶給兒女的遺書）【4】、給爸爸最後一吻吧！我的鈴蘭！」（黃溫恭給女兒黃玲蘭的遺書）【5】最後化為劇中文彬生父陳國良所留下的那封遺書，只輕輕地交代了幾句日常叮嚀，以及「不要仇恨後來的養父添財」。其實，演出時間約莫九十分鐘的《白色說書人》要到近乎一半左右才真正出現「白色恐怖」相關的線索，而其整體情節的推演更像是兒子發現生父、養父與生母間身分易轉、揭露的懸疑劇或推理劇。甚至，在情節慢慢抽絲剝繭後，也不若連續劇的高潮迭起，未有報復、崩潰的戲碼，戲就如每個日常繼續往下。回頭想想，文彬的生命確實被白色恐怖所深深影響，但他的「受難者家屬」身分其實是被迫害者／政府所附加、所界定的；在此之前，文彬不過是個破碎家庭的失敗者、或是大時代下的魯蛇（loser）罷了。於是，《白色說書人》藉由身分與過去的逐漸揭開，走進對人性的琢磨，而非歷史事件的陳述。在「走出白色恐怖」【6】的漩渦裡，「走進／近白色恐怖」。而那些對時代的控訴，就平平穩穩地放在我們對生命、身分所無力決定的剎那。靜謐，卻沉痛。

如林立雄在其劇評〈大寓言時代《白色說書人》〉所指出的幾個可惜之處，包含演出人物的區隔不大，以及劇本語言的節奏韻律問題等【7】，我都深感認同。更多感受到的是，邱安忱雖持續用自己很豐沛的表演張力去推動劇中人物的情緒／感，卻推得有些過滿，讓所有人物都像是同一張臉、同一種情緒。此外，整個舞台的元素雖是豐富，卻也有些度飽和，似乎得有更多留白的空間與餘韻。

或許，我也是個「灰色聆聽者」。

作為解嚴前後出生的人，「白色恐怖」在記憶裡是相對稀薄的，比起身在威權時代的人「恐懼而選擇遺忘」或「順應著時代活著」是截然不同的成長經驗。但，翻閱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文字紀錄，似乎仍看到血流／留在上頭的痕跡。而《白色說書人》所選擇的敘述口吻，正提供了這群「灰色聆聽者」足以感同身受的可能（縱使，我們都明白感同身受有多麼地難與不可能），以及轉述歷史的另一種方式（因為我們都不可能也不願意再回到過去）；至少，在不同身分、相異背景養成的人們，理應都能在《白色說書人》所刻劃的種種人性裡，聆聽到「白色恐怖」不只是一個歷史殘跡的故事肌理。

註釋

1、參見黃韋銓：〈鄭麗君哽咽：盼儘速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新頭殼，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0-11/100154（瀏覽日期：2017.10.25）。趙靜瑜、姚志平：〈人權前輩等不到人權博物館 文化部長鄭麗君哽咽〉，中時電子報，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1002260-260407（瀏覽日期：2017.10.25）。

2、羅毓嘉：〈老子就是黑五類〉，《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出版，2015年），頁101。

3、參見《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頁66。

4、同前註，頁70。

5、同前註，頁113。

6、此處借用孫康宜的著作《走出白色恐怖》。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台北：允晨，2007年增訂一版）。

7、林立雄：〈大寓言時代《白色說書人》〉，表演藝術評論台，網址：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6378（瀏覽日期：2017.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