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蕭佑恩（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

於今年第一屆臺北戲劇獎榮獲最佳戲劇獎的《父親母親》，因應臺南藝術節的邀請，在11月8日與11月9日於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上演。

近年來，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重視，間接影響藝術方面有越來越多戲劇與影視作品等都有在探討過去「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下的人民迫害及人權議題。但礙於議題牽涉到政府威權與人權侵害，因此所呈現出來的作品多半都令人感到哀傷，整體氛圍也較為沉重；可《父親母親》卻打破議題沉重的限制，透過設計與安排增添不少逗笑觀眾的情節。劇中最鮮明的例子是當阿文的兒子阿凱在得知自己的阿公「米粉」喜歡穿女裝後，對於找尋阿公瞬間變得很感興趣，並積極地要帶阿文前往阿公所在的地方。對比阿文對於父親喜歡女裝的崩潰態度，兩者之間形成反差感，讓現場觀眾的笑聲連連不斷，緩和劇情嚴肅的氣氛，讓觀眾的情緒可以暫時從哀傷中脫離。然而幽默之後，還是會回到哀傷的情節。在阿文父子見到米粉後，米粉講述起與貓仔逃難、被關在獄中以及貓仔被處以死刑的過程，都圍繞在劇情核心的主題，引起觀眾的同情以及憐憫。正因為如此的劇情安排，讓整齣劇有喜有悲卻不脫離白色恐怖時期的主題，使得觀眾時而笑時而哭，反覆在情緒中做轉換，不因為議題本質的關係而限制整體劇情氛圍的營造。這是《父親母親》的邱安忱編劇在議題與劇情上處理非常恰當的部分。

編劇在劇本中筆下的人物眾多，少說有三十餘個以上，所描述的場景同樣繁多，甚至有「現代」的場景以及在講述回憶時的「過去」場景。相信如果只單看劇本，腦海中所浮現的演出畫面必定是眾多演員在舞台上以及演出過程中換景頻繁。但在蘇洋徵導演的導戲下，透過場面調度以及演員自身傑出的表演功力，讓六位男性演員透過肢體動作、聲音、語氣以及語言的詮釋，在舞台上演活男女老少皆包含的三十多位角色；且角色切換如行雲流水般流暢，像是上一秒扮演阿文親友的演員下一秒圍上圍巾，手握一把扇子，身體姿態放低，語氣提高，成為街上販賣保健藥品的阿婆，轉眼間就做好角色切換，且不讓觀眾感受到突兀。另外阿文在拜訪與貓仔有關聯的人物時是屬於現代的情節，但當那些角色在講述回憶時，場上就會開始演回憶的片段，而阿文仍然在場上觀看，讓現代與過去融合一體，使得過去的回憶歷歷在眼前，非常生動。而且透過導演巧妙的場面調度，讓現代的人與過去的人在不同時空下有所互動。劇中最明顯的畫面就是阿文在與一位師公喝酒，師公在講述回憶時，年輕時的他與貓仔也正在場景中喝酒；每隔一段四人就會一起拿著酒瓶齊同乾杯，讓不同時空下的人物在那一刻有所連結。也透過場面調度，將舞台上幾張實木圓凳與物品做簡單的變化，就變化出各式的場景。舉例來說，有一場戲是要演布袋戲，於是人物就將圓凳疊起來，成為布袋戲演出的舞台，同時也做了場景轉換。

透過編劇的撰寫與導演的導戲手法及場面調度，讓觀眾跟隨阿文一步步地找出他的身世以及父親，並揭露了過去白色恐怖時期下的威權統治與壓迫。劇中的特色是結合了布袋戲，透過布袋戲引導阿文去尋找父親之外，也在講述布袋戲經歷不同時代下的變遷與受到的限制；並在劇情後段由貓仔直接說出人民就如同布袋戲，象徵在威權統治下，人民就只能被玩弄於股掌之上，毫無自由可言。因此我認為這齣戲將布袋戲運用的恰到好處，讓布袋戲除了是劇中角色的職業與興趣之外，也成為一種意象，扣合主題的「白色恐怖時期」以及「人權議題」，成為推動劇情上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轉型正義正持續在進行的台灣，透過戲劇的演出可以幫助觀眾更加了解轉型正義、白色恐怖時期以及人權議題，可往往受限於議題的本質而導致戲劇演出整體都過於沉重。但同黨劇團藉由文本、導演手法與結合如布袋戲的元素等方式，提供另外一種詮釋的手段，讓同為講述白色恐怖時期議題的《父親母親》得以不淪為整齣戲都沉悶之感；取而代之的則是讓悲喜交加在一起，讓觀眾的情緒可以有所變化，展現轉型正義議題更多的可能性。有些議題本質就很沉悶，但藉由一些策略，在不改變議題本質的情況下，以更多元的方式去講述議題，如《父親母親》的敘事手法，就是突破沉重議題的一個重要指標，讓議題以不同風貌被看見與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