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麟懿（專案評論人）

今年四月，周書毅與鄭志忠聯合創作的雙人作品《阿忠與我》，業已在台北的舞台有先行一波的演出。而筆者此次針對《阿忠與我》的二刷，首先是聽聞了此作品在南北不同場館中，有執行結構上的不同與兩人身體能量的質變；其次是希望能從團隊所提供的「口述影像」中，體察視覺的失能者是如何走進作品，同時思考口述影像所進行的「傳遞行為」，是否有潛力能成為不同的劇場體驗可能。畢竟，我們或許都曾經有過口述影像的體驗，譬如說床邊故事？

設身處地並非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口述影像的全名為「視障口述影像服務」，是以口語或文字敘述為基礎，協助視覺失能者得以克服視覺障礙，同樣接收到一般人所能獲得的符號資訊，不過關於劇場的「口述影像」或許與博物館的文字使用略有不同，作為動態流變且具多元開放特質的當代舞蹈演出，過度的文字精簡或許會喪失解讀美感，而失焦的華麗詞藻卻又未必能為聽眾指出方向。《阿忠與我》的口述團隊之一，賴思穎，在開場前便進行了四次精準的劇場現況提醒，而每一次的提醒，都如同1928年莫里斯．拉威爾創作《波麗露》時一般的概念，在述說內容上進行了「遞增」這項手法，她依序遞增了舞台的現況（如兩張電輪椅背對舞台）、觀眾的進場（無障礙斜坡的描述）與目前時間的變化等等，此一環節不僅兼顧了邏輯性，同時也協助聽眾有層次地去準備走入作品，卻不會有一種被資訊轟炸的不舒適感受；又或者，當口述針對作品裡出現的玩偶時，一開始不帶預知地形容它為泰迪熊娃娃，但隨著鄭志忠的聲音紀錄透露名字後，才在最後一次說出它叫「多多」，這基本上與前述的「遞增」力道是相似的，喔！原來它的名字叫多多。

於是乎筆者會認為，口述者在進行口述影像時，其實文字的使用之於舞蹈動作的編排；當舞蹈的演出未必只能由創作者定義，被形容為抽象又或者是作品無心生成的意識邊緣，都擁有被感受者解讀空間的同時，適當的口述方式如重複、速度等傳達與放大，都是有機會讓口述影像的世界更為寬廣且豐富，而此處前提必然是要理解視覺失能者之所需，且擁有解讀作品能力的創作者，才得以進行，才得以恰當地挑選屬於文字與言語的力量。

當然，隨著演出開始前的煙霧進場，這樣與作品無關的資訊內容並未被寫入口述當中，只是視覺觀賞者卻是能夠接受此資訊的。許多諸如此類的小細節，不免也讓筆者困惑，與作品無關是否不需要被描述，那麼口述所弭平的差異又是否有所缺陷，這樣的空間是否太過狹小，可惜這未能從不同的受眾中得到合適的解答。

當口述者描述舞者前往左側深處時，我其實自身視覺的理解是舞台邊緣

在兒時聆聽床邊故事的回憶裡，同樣的一段故事情節，童話與小說的口述內容，所能帶起的情緒波浪以及動態肢體也會有所不同；同時，擔當演出的長輩愈是生動，所能描繪的空間就愈是深廣。回到《阿忠與我》，筆者認為口述者已盡力簡化資訊內容，提供一個乾淨而精準不多餘的「視覺空間」，讓聽眾可以去理解。只是當一道閃電經過，我們往往會先是看見電光，然後才是聽見雷鳴。在聽覺已然遲到的前提，我不免會期待口述者能再更加強化其口述的內容，不論是精準度，或是其所能提供的空間。例如：鄭志忠開啟電輪椅的照明系統時所帶來的白光刺激，會給予視覺上的我們一種壓迫，但就聽覺上來說，口述者所形容的白光雖沒有同樣的痛覺與力度，卻能牽涉到不同身分背景就不同經驗來說，所能夠對於白色光源的不同解釋：究竟所謂的白光是泛藍的冷冽色調，還是全然沒有雜質的溫柔七彩，色彩的文字選擇得以開啟想像，而距離的丈量或許就單純只是距離而已？以上是筆者試圖掩蔽視覺，所得到的一部份聽覺體驗。

回到部分的視覺體驗，如果說上一次觀看《阿忠與我》時，其中充滿了身體能量的對談與碰撞，那麼這次的觀賞體驗，則是淡化成兩位正常人的身體練習與觀察。

那麼，所謂的「正常」是？

如果我們引用1987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我們的正常之處，就在於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那麼在這光怪陸離的人世當中，自認為正常的我們，是否都還需要重新檢視自身？而非用通俗的標準來看待所有的世間萬物，故筆者也不願意以觀看差異的方式，去檢視每一個周書毅使用輔助器具的身體時刻，也不願去放大每一個鄭志忠在舞動時，所帶來的正面意圖。事實上，在生活中的我們本來就會故意弱化自己本來敏銳的部分知覺，來與他人進行交談對話。在高雄衛武營的《阿忠與我》，因為距離的緣故，呈現的是較為靜態與畫面性的多重結構，在舞台上的兩個人，似乎都弱化了觀眾會在意的理所當然，譬如周書毅的身體能力與鄭志忠的「身體能力」。

於是，本來不需要支架也能舞動的周書毅，在支架等無障礙器材的限制下，改變了重心的使用慣性，而結尾時爬上架高的電輪椅上，鄭志忠沒入雲海的身影，則讓我們看見身體的不滿足並沒有影響整個過程的進行。說實話，燈光設計李智偉所創造的這個畫面，筆者甚至無法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中找到確切的形容，日出日落也不足以取代阿忠從頭部、胸口、臀部乃至於全身逐漸向上消失的震撼。

在最後的演後座談裡，音樂設計王瑜鈞提到：「邊緣的邊緣其實就是中心。」其對於聲音的強化，某部分就是為了讓我們可能忽略的事物能夠被察覺，進而在反覆的辯證、察覺下，能夠更接近事物的核心本質，《阿忠與我》或許也是如此。這個命題中的「我」，可以很開門見山地是周書毅本人，但當然也可能是意指不同的代詞，代表了我們任何一個人，每一個人與阿忠的互相觀看，甚至是阿忠與「鄭志忠」的跳脫觀察與討論：我們生而為人的本質究竟為何？或許在短時間內，仍有不少觀眾會從差異性的部分去切入這個作品，然而在口述的世界中，兩人的關係建立或許會是平等的。故筆者對於口述影像的發展，有程度上的期待，而視覺與想法上的去差異化，隨著這一類型，也就是純肢體相互凝視與創作發展，或許能慢慢達到。

最後回到筆者於今年四月當週，一連觀看三位不同男性編舞家的作品；我認為我們固然會需要閱讀自身文化的演變、以及探索跨領域與新媒體的可能，但同樣的也認為，我們會需要更多的「阿忠與我」，這是一個過去、未來與現在的亙古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