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鋒（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想駭入一個系統，你必須比系統創造者或經營者更了解規則，並利用這群人預設系統運作與實際運作間的差異。駭客懂得善用這些無心瑕疵，與其說他們打破規則，不如說他們協助暴露系統缺點。
──愛德華‧史諾登《永久檔案》
轉型正義現在好像很夯，喔不是，是真的很夯。可是「轉型正義」說到底是「國家」的產物，或者好聽點說，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可是由國家這組統治機器來認可正義不是最說不過去的嗎？難怪需要一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做為「正義」的第三方，進行檔案蒐集與整理，同時不斷增生許多展演強化此一觀念的自身。至此，問題已經不是歷史與沒有歷史的大塊對比，而是歷史檔案與歷史書寫、民眾記憶與國家記憶的的近身肉搏。
我以為創作者深諳箇中道理；一開始男說書人（洪健藏）一直急著要進入二二八的故事，女說書人（劉淑娟）卻叫他別急別急，然後不疾不緩地從戰後米價飆漲、民生經濟困頓說起。這一招，一是用迂迴戰術的敘事鬆脫近年被談得越來越多，卻被定義得越來越硬的「二二八」，二是擺明了不直接切入國家暴力的政治學，而從經濟、文化的路徑另闢蹊徑，同時含納不同政治信仰的受難者證言、敘事，回擊國家視角的政治學，以及藉以含納更為深廣的（各種）「權力」的政治性的歷史書寫。如此向各政治光譜敞開的，因為包含著對「國家中心」詮釋版本的觀察，並與之辯駁，或試圖鬆脫，遂才有實在的「眾聲喧嘩」意義。而坊間流行的卻是，其實根本無中心或偽裝成開放詮釋，或用多元修辭包裝，其實仍然停留於各自表述、甚至缺乏時代感的文藝創作們。有了實在化的「眾聲喧嘩」（絕非無中心的喧鬧），歷史檔案的詮釋才有「去中心」的可能。
因此，「歷史書寫」反映在這場說書裡，一部分即關乎敘事策略；通過〈走進白色的日子〉、〈遠方歸來的朋友：伊是讀冊人〉、〈逮捕與消失〉、〈審訊〉、〈自新：成為一個全新的人〉、〈夢中的墓碑〉、〈無法送達的遺書〉七個章節，當台上的說書人一路說下來，本來乍看有兩位說書人與兩位樂手，後來卻變成人人皆是說書人，說書人有時會與樂手對話，樂手有時不預期地插入，敘事的人稱在彼此順暢、詼諧的丟接當中不斷變換，使觀者不易陷入容易導致同情、悲壯與懷舊的移情作用。相對來說，更接近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的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敘事視角的切換與融合，也來自於音樂與說書缺一不可的表現形式，或說，用了更混雜的形式重新構造了來自民間、「韻散結合」的說唱藝術。
但畢竟創作者自己在場刊早就說了，他們使用了說書、民謠、唸歌、報告劇等民間敘事，因此除了重複指認這些表現類型屬於民間敘事，我們更應該問：《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後簡稱為《明白歌》）通過民間敘事，重新發掘什麼樣的藝術力？或者，先跳到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素有一種典型的研究叫「知識份子與民眾」，這命題自然預設了知識份子與民眾兩端（我以為再拒劇團歷來的作品皆具此一面向的思考，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那麼「知識份子與民眾」的命題在《明白歌》又呈現出怎樣的叢結呢？
諸如此類的民間敘事，多近「俗文學」。我們很容易把俗或雅自動歸類於民眾或知識份子，可是《明白歌》卻可說是再拒多年來在「音樂劇場」（與誕生於商業劇場的音樂劇，兩者文化脈絡迥然不同）的「再實驗」，甚至當創作者召喚美國加州民謠歌手伍迪‧蓋瑟瑞（Woodrow Wilson Guthrie）的歌曲，重新編譯為 「我們勞動者要能團結／否則永遠沒機會」（引歌詞）的〈站在哪一方〉之時，也潛在地表示創作者在劇場裡面對「台─美」關係的歷史情結，並不陷入被壓迫者／壓迫的二元結構，而是從民眾、勞動者的過去與未來中，尋找「我們能否團結」的縫隙（這也是再拒作品裡慣常意圖）。用聲音的民間敘事，說唱歷史的複音，維繫歷史書寫的多元詮釋張力。
《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
演出｜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
時間｜2019/09/22 19:00
地點｜台北景美人權園區白鴿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