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臺北藝術節委託明日和合製作所策畫的《山高流水之空中》，以「觀眾就只能是觀眾嗎？觀眾能夠成為觸動演出的媒介嗎？」【1】提問，並在前身為公會堂、臺北市議會的中山堂演出，試圖以劇場展現代議式民主，邀請政治人物、倡議團體以及個人提案者，讓觀眾成為審議員，在兩小時的「演出時間」中，提案、辯論，進而表決。

此一概念嘗試在臺灣十分新穎，然而以劇場結合代議式民主，在歐美劇場實已行之有年。這樣的現象配合今年臺北藝術節所邀請的德國策展人Florian Malzacher於〈是劇場，也是集會──一個結合激進想像與務實理想國的場域〉講座中即可得見，比如2012年荷蘭藝術家Jonas Staal製作的“New World Submit”、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2014年並行於巴黎氣候會議在德國漢堡的作品《世界氣候會議》（“Welt-Klimakonferenz” ），或是2016年Dana Yahalomi與Public Movement在以色列的作品“Make Art Policy!”、2017年瑞士導演Milo Rau的“General Assembly＂等，都直接讓現實的政治議題進入虛構性的劇場場域，極具政治意識地重新建構，與利用議會政治的代表性與議事規則，透過劇場的虛擬變異進行預演（pre-enactment）、創造「政治性的當下」。【2】

然而在如此的展演方式之中，需要觀演者對議事規則有一定的了解、對代議政治的辯論性有一定的認識，以及觀演者本身需有足夠的思辨訓練與政治想像。就此，在歐美劇場近年的實踐中，也不斷討論代議式與劇場的結合，能出席者為誰？誰有足夠的權力作為代表者？如何建構民主的多元爭辯？這樣的方式是否也限縮了參與者？如何讓邊緣弱勢者發聲？這些討論乃是基於對於「真正的參與」的意識：因為在現代民主社會，許多的參與其實都是「假的」，並不是將參與者視為獨立思辨的個體，而是提供被建立好的選擇權，使得民主成為某種效果與安慰劑。是以當劇場再製代議民主規則，亦更需對參與的可能假象有所警覺。

可惜的是，此次《山高流水之空中》即陷入參與式假象的困境。首先是議題提案者同質性過於相近，在我參與的場次，主要決議議題為「公共空間全裸合法」、「（愛滋患者）無套性愛除罪化」、「手天使：障礙者情慾自主」、「體系下的表演藝術教育」與「去除博愛座」等。而前三個議題亦獲得多數人的支持，進入最終決議。然而光就題目便可得見三者在性權平等與性自主的共通點，現場七組提案亦無觀點衝突者（有兩組棄權未出席），使得整晚的討論都在相近且近乎同溫的脈絡下發生。

此外就流程檢視，雖然明日合和製作所安排了三十分鐘（入場十五分鐘、開演十五分鐘）的各自倡議時間，觀演者可以投下手中的冰塊方燈，支持有興趣的審議案。之後選出得票較高的五組進入第二階段，給予每組約八分鐘的重點提案與質詢回應時間，據質詢結果再選出支持度高的三組，同時開始圓桌討論與表述，最後產生本日的最佳提案。

但跟著流程下來觀眾很快便感到疲乏，原因之一為各倡議議題相近、並無衝突交鋒，因此詰問質詢也失卻思辨力道，反像是互相烘托與拉票；另一原因亦是感到部分提案委員並未準備好提案，在想要改革的方向與觀點外提出相關佐證與論點，以及最重要的相關執行方案。故而進到第二階段起便淪入相似且空泛的述說，缺少社會實踐性。

而同溫的議題層以及辯論與實踐的空泛，亦展現了台灣民主至今尚未成熟──我們對代議民主的精神有多熟悉？我們對政治參與及監督有多熱衷？我們在議題辯論與思潮討論上有多跟進？當歐美劇場結合與討論已實行百年的代議政治，還沒有走過後解嚴的台灣劇場如何就此回應？【3】

如此矛盾也展現在明日和合製作所在審議程序外的美學設計：計票台是普渡的牲品塔、議事主持人由神轎上走下、以擲筊報告入選提案、倡議者要站上「蓮花座」、想要多說話得「請示」等等，讓議事場所成為佈道、法會，最後提案成功者亦坐上神轎，被群眾抬著前進。這樣的展現確實嘲諷了台灣現今的民主制度，在看似公平的一人一票外，更多的是盲從、綁樁與抬轎。然而「一個政治議題必須有明確的美學答案」【4】，當議事程序進入劇場，卻又以迷信與佈道弱化議事過程如是，這兩個小時的過程到底代表什麼？是否只是一場嘗鮮的民主扮演派對？

如果我們相信劇場可以作為一個改變的場域，那麼明日和合製作所此次的選擇即是看輕了入場參與者的個體動能，使每一個程序似乎都成為了民主之不可能的嘲弄。在街頭，當各倡議團體都如此拚盡自我、試圖改變與被聽見，無論是婚姻平權、原住民傳統領域、反核運動、環境保護或是轉型正義，都仍在盡力尋求被了解的空間，《山高流水之空中》卻放棄了這樣的舞台，某種程度上也放棄了以藝術作為政治奧援的可能：透過觀念橫向滲入，支持既有體制進步轉變【5】。

雖然如此，《山高流水之空中》確實可以作為一個提問：如果劇場可以具有政治性，那屬於台灣的實踐會是如何？畢竟「參與式藝術不是擁有特權的政治媒介，也不是奇觀社會的現成解答，它和民主自身一樣不確定而危懼不安；它也不是事先立法的，而是必須在每個特定的脈絡裡持續執行和檢驗的。」【6】或許，在我們以劇場作為政治的預演之前【7】，得先革一次創作者自己觀念的命吧？

注釋

1、引自《山高流水之空中》節目介紹，2018年臺北藝術節小本節目手冊，頁17。

2、以上資料整理自台北藝術節「共想吧」，德國策展人Florian Malzacher於2018年8月13日10:00-12:30在台北藝術大學的演講〈是劇場，也是集會──一個結合激進想像與務實理想國的場域〉“Theater as Assembly: Spheres of Radical Imagination and Pragmatic Utopias”提及的內容。

3、明日和合製作所主要創作者黃鼎云在8月13日Florian的講座中亦提出邀演的右派團體臨時退出，以及作為官方藝術節活動受到政治關注與審查。此些狀況或亦展現了台灣民主思辨仍未盡成熟，關於自由與包容，仍在路途上。

4、克萊兒‧畢莎普著，林宏濤譯《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典藏藝術家庭，2015年出版；頁209。

5、同註4，整理自頁467。

6、同註4，引用自頁467。

7、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或許劇場本身並非革命性的，但是，這些劇場的形式無疑是一項『革命性的預演』（rehearsal of revolution）」。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揚智文化，2000年；頁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