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孟若小說而言，情節與筆調是一體兩面的。小說這門藝術在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後，以工業革命為推手起飛的同時，伴隨歷史上第一波帝國主義的誕生。因此作為形式，小說實際上展示的除了創作者以獨白創建另一世界的可能，同時其內在場域的生成，也建造了一座以寫作者為疆界的帝國。而優秀創作者所嘗試的，正是在虛構帝國裡透過文字使繁複的現實重新、清晰地浮現出來。在此過程裡，語言調性本身就像房屋建材的選用一樣，明確體現事件被建構同時背後的觀點與態度。孟若筆下的建材是冰冷的。它使日常生活碎片因此蒙上近乎諷刺的調性，以及旁觀的淡然。主要也因如此，小說空間也被拔高；最細緻的觀察佐以最疏離的口吻，使人物在她筆下雖然血肉飽滿，卻又無比卑微，反面映射人物背後遙遙無際、難以掌握的世界。而王嘉明版本《親愛的人生》則將這些態度全數抽離，留下相似的劇情、冷靜的口吻，以及在抒情氛圍裡不斷塌陷的故事。

在事件不斷聚焦、縮小的前提下，微小事件依然是孟若小說的支點。儘管日常而平凡，但其本質仍屬劇情走向。這讓小說搬演至舞台時面臨第一道問題，那就是：在不屬於荒謬派、也無意訴諸任何先鋒派實驗精神的條件下——甚至明顯是完全的寫實作品——如何將細膩、微小的事件搬演至舞台上。

因此，說到細膩、微小的舞台事件，不得不想起已經被無數人拿來跟孟若並置討論，同時具短篇小說作者與劇作家身份的契訶夫。他們倆唯一不同之處，可說是孟若未能如契訶夫在作品封面寫上斗大「喜劇」二字，提醒讀者他眼裡的淡然。除此之外，兩人對世間喜怒哀樂的冷淡的態度是一樣的。這一切到了王嘉明戲裡，則變為透過淡淡哀傷連結而成，綿延跌宕、抒情塌軟的散文。以〈刺青〉為例，晚年在旅館幫忙打掃的妻子並無在敘事中有任何生命上的掙扎與發現，全程僅隨幽然、緩慢的敘事口吻，被動地嚥下了世間的所有恐怖。當際遇對她殘忍相向，這位妻子卻全然接受，連思想都波瀾不驚。這種消極對一位主體要求的頹敗，可說是已無限逼近了死亡。在缺乏一切距離、與批判性的條件下，舞台呈現這樣的生命態度，慢速、抒情地迎接孩子與丈夫的死，角色甚至無法發出任何來自事件「當下」的聲音，那最後僅剩的，可說是存在主義中個人囈語也被抽乾後，最終僅存的荒蕪。一個無人、殘酷，但（在王嘉明舞台上）仍圓滿的世界。

在使氛圍靠近小說、以及使畫面具可看性層面上，導演確已做了許多不容忽視的努力。包括〈記憶〉裡以不同燈區呈現火車／思緒同步變換、以乒乓球桌切割敘事時空與事件時空、還有〈刺青〉最後大片潔白床單象徵的無奈等。開頭與結尾也各以一分鐘倒數，引領觀眾進入王嘉明想像中小說沈著、冷靜的氛圍。這些細節就技術層面而言，其實大多有效，只是被建立在與孟若截然不同的敘事態度中。在緩慢節奏、細微事件裡，契訶夫與孟若的人物皆有來自事件的當下掙扎。在當下痛苦，在當下求生，因此如果成功（或永遠地失敗了），也將從當下解脫。當下的性質與戲劇的需求其實不謀而合。然而因改編受小說體裁影響，舞台上所有當下都退隱到敘事（或回憶）者聲音之後了，同時奪去了人物在事件現場面向未來的可能。但契訶夫角色的悲傷一如《海鷗》主角，其實都來自思考；孟若筆下人物喜悅或恐懼的靈光也都源於對未來的渴望。而正是這點，在《親愛的人生》舞台劇裡被徹底刪除。劇中對過去不無遺憾、恐懼，但仍沈著的接納，也可算是種歇斯底里了；角色人物裡，似有編導本身未意識到的瘋狂。同樣具親切、多元鄉土元素，也一樣充滿感傷情懷的《人間條件》系列，角色們至少都在當下曾思考人生。改編自孟若後，《親愛的人生》更是《人間條件》放棄抵抗的版本，在殘酷世界裡、本土元素下，冰冷但（不知為何）全盤接受著命運的安排。

然而作品也並非徹底頹敗的，有那麼幾個瞬間，意外的喜劇節奏閃現出接近孟若的靈光。如〈刺青〉裡的五哥，在成為伐木工人後休息回家，妻子發現他的手被自己最愛的樹木給壓斷了。這件事被妻子當笑話說出來時，無可奈何的輕盈、與對五哥悲慘際遇毫不同情的態度，使作品有了真正親近孟若的瞬間。追根究底，小說家對其角色除了深刻的理解外毫無同情的；她在《出走》中的〈不久〉裡，曾以「襯裙般」作為打都市回鄉後，女主角看到爸媽依然沒換掉破舊老車時，對底部鐵鏽的形容。想想襯裙的可愛，與鐵鏽在女兒眼裡的實際觀感，這種反差可以說是非常惡劣了。這類順著角色心意表現出的諷刺，在孟若作品比比皆是，展現出寫作者高明的諷刺。反觀舞台劇，〈記憶〉裡遭家人排擠的女主角、還是〈埤塘〉裡對拖油瓶妹妹油然生恨的姐姐，都讓敘事陷入難以自拔的悲傷。反而是想避免單一節奏而出現的喜劇調性，意外地對角色殘忍，而獲得了微光般的成功。殘忍正是契訶夫與孟若還原世界的竅門。

所以，綜上所述，如果了解角色在舞台劇《親愛的人生》中的處境，那麼喜愛這齣戲在比較乏味、且嚴肅的意義上，就將面臨更明確的考驗：「喜歡什麼？」。在舞台調度、畫面語言上，作品無疑有許多別出心裁，利用桌球桌表現穿越時空的可愛、利用白色床單鋪開無盡悲涼的空白，這些都可圈可點。但無論何種喜歡，之所以需進一步考驗，是因劇中隱含許多冰冷、抒情氛圍下對人生徹底放棄、無所思考的生命。如果僅因作品試圖冷靜，但其實無比自足、融洽的氛圍，和從其鄉土元素、情感經歷得到認同，那麼隨之而來的隱憂就是，戲劇是否呈現了內心深處理想、或曾經擁有的人生態度？那種人生值得活嗎？值得接受與推廣嗎？舞台劇作為另一封閉的世界，對此展現完全的認同。而如果該平凡、消極的程度，已經可能直接導致個體滅亡（或產生明確傾向），那這自然是所有感到滿足的觀眾，難以迴避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