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釧兒》，據耀演藝術總監曾慧誠所言，是齣構思了七年的作品，以澎恰恰提出的原始故事為發想，集結了一批多年奮鬥台灣音樂劇舞台的演員，其中不少人的舞台生命與耀演一同成長，就算非耀演團員，也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於是當見到演員名字成為舞台布景之招牌名稱時，也帶出某種革命情感般的會心一笑）；題材形式，則延續了曾慧誠近幾年與尚和歌仔戲劇團合作的經驗。與過去作品相比，這次的嘗試，格局更為宏大──舞台更大，演員編制更大（多達二十人），故事野心更大，當然「音樂野台戲」面臨的音控聲音挑戰也更大。只是，在更大的企圖前，不免也讓觀眾的期待更大。以這期待檢視，自然有著些許「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的遺憾。

以薛平貴、王寶釧之歌仔戲碼延伸發展的《釧兒》，角色故事線皆緊扣著這十八年苦守寒窯的「等待」，巧妙穿針引線「戲中戲」之兩相對照，為題材一大亮點。同樣的等待，成了劇中人物的處境，甚至推動了劇情之後續發展，如黑豬（曾致遠飾）對美雀（張瓈丹飾）的舊情、小冷（黑豬妻，王悅甄飾）得不到丈夫關愛的醋意、等不到接班人的戲班、找不回記憶的阿強（呂名堯飾），甚至是塵緣未了、不忍離去的亡魂釧兒（張芳瑜飾）。其中，釧兒角色的出現，格外令人期待。不只是因為「台灣音樂劇就要出現鬼戲新題材了嗎」之驚喜，還因為以這一個卡在生死界之間，無法放下過去、投胎轉世的亡魂，來呼應王寶釧這宛如時空停滯、被過往拋下卻無法迎向未來的十八年等待，真是相當巧妙的比喻。人們竟能如此執著一人或一事，宛若凝結時間般，十八年如一日。只可惜《釧兒》一劇並未再進一步探索人性對於慾望執著的內在張力，又或者是心理狀態之時間、現實空間之時間、舞台時空之時間彼此的相互作用，反而只著重於親情、人情、人鬼情等較為表面、甚至流於芭樂煽情的人物情愛。而亡魂釧兒，也太過方便地被拿來擔任Deus ex machina（機器神）般的用途，從另一個世界出場，替這個世界的人們解決了所有的問題，順便連自身的糾結都跟著迎刃而解。皆大歡喜的結局，來得太過輕易，等待與執著瞬間也成雲淡風輕。

李哲藝所創作的音樂，同樣與劇情架構展現了強大企圖心。頻繁的轉調與複雜的和弦，不但豐富了音樂風格，也讓演員有了揮灑空間（只可惜在戶外演出場地，音效質感無法強求，加上本場次曾因音響技術問題中斷演出，收音擴音皆處在相當不穩定的狀態，因而無法烘托器樂人聲之層次細節）。幾次以不同拍型詮釋相同旋律主題，無疑也為音樂敘事創造了更多可能性，如一曲〈寶釧別走〉，在釧兒與阿強兩小無猜、含情脈脈間，以含蓄三拍小步舞曲式道出婉約情意，再次重現時卻以四拍悠揚樂音點題；又或者是〈I Dreamed a Dream〉以一再反覆的主題旋律，強調各方步步進逼，說服天來（澎恰恰飾）同意三十場謝神演出的關鍵劇情，在在顯出其音樂創作上的細膩。

然而，與音樂本身的完整度相比，無論是歌曲與歌詞，或是音樂與戲劇轉折間的聯繫，都相當薄弱。時而詩意、時而口語的歌詞，甚至混雜交錯於同一樂句（如「你說我是帶刺的玫瑰，帶著我在夏夜裡追月」之詩意隱喻，下一句卻白話口語如「你要我把每齣戲都學會」），頻繁打亂音樂本身意喻建立的情感與敘事邏輯。還有好多樂句，明顯與歌詞文字應有的斷句停頓對不在一起，屢屢在不該停下的字句拉長音，該清楚表達的字句卻加速前進，增加了聽覺上理解的困難。事實上，全劇夾敘夾唱，國台語交雜的歌曲選擇，明顯是要呈現更生活化的「說話」（在劇中以「唱歌」表示）方式，但在實際執行上，卻顯得突兀無比，曲風相異、文字風格相異，就連演員面對不同語言的詮釋也相異。唯一貼切表現如此唱念轉換的，實只有澎恰恰一人（或許也因這是他更為熟悉的說話方式、表演方式）。同樣的突兀，則表現在音樂與劇情結合層面。數次音樂風格之轉折，並無任何戲劇動機可支撐，如最後一曲大合唱，只有同一個主題再現，以圓滿概念收尾，卻用了多種拍型曲調變化；或是幾段人物間的爭執，明明還是同一人在說話（唱歌），但一個停頓後，換了一首歌就換了一個風格，完全沒有任何角色心境上的轉換作為支撐。若能讓每次的音樂轉折，扣緊戲劇動機，或能讓全劇更具說服力。

只是，或許「動機」才是《釧兒》「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的關鍵。劇中人物看似被各自心事執念驅使，陷入生活／生命的困境。但這些動機一旦以「事關緊要」的姿態被介紹出場後，竟又輕易被捨棄。天來因重病要收掉戲班、二個新舊劇團謝神戲班間的競爭、三角戀、多角戀等明確「戲劇事件」，來得重，卻是去無影。或可以〈I Dreamed a Dream〉群舞中阿強荒謬的現身作為代表：前一幕，阿強還是一副「我不記得了，戲班的事與我無關」的漠然態度，下一刻歡欣鼓舞地加入舞群，與眾人一同說服自己父親（天來）答應這三十場謝神演出；而舞跳完後，續坐在舞台的戲台階梯，回到原先「我不記得了，戲班的事與我無關」的神態，其中轉折著實令人不解。儘管音樂劇擅長以音樂歌舞展現魔幻現實，甚至還能填補那些劇情上過不去的漏洞，但一切皆須有所本，否則無論情節或音樂，反倒淪為功能性的角色了。

至於演員方面，倒是以沉穩狀態迎戰各種曲式考驗，十足令人敬佩，包括女主角張芳瑜多段動輒e’’-g’’的高音樂句（不過曲曲飆高音也讓聽覺有些疲累，儘管演員唱出口的聲音依舊，聽在耳中的氣勢張力明顯削減），甚至是在歌仔戲橋段中，男女主角與美雀等人使出渾身解數，「演」出那往往要台下十年功才能成就的「台上一分鐘」。身為觀眾，要要求音樂劇演員在歌、舞、戲之外，還要有所涉獵戲曲身段唱腔，只怕是種虐待。只是在這些年間，耀演與曾慧誠企圖結合歌仔戲與音樂劇，這恐怕也成了不得不面對的殘酷問題。

雖說《釧兒》一劇尚有美中不足之處，但見著耀演從小劇場規模的小型音樂劇，以都會式的題材移植百老匯形式，再到這晚，以如此貼近觀眾的野台戲方式，挖掘台灣本身的文化素材，一肩挑下艱難挑戰，面對過去不熟悉的觀眾群、充滿變數的戶外演出、尚在摸索階段的新嘗試，卻依然不忘暗自置入一直以來企圖藉由音樂劇傳遞的價值：關於超越標籤定義的感情（如委婉提及的俊男對阿強愛慕之情），與「the show must go on」的劇場堅持。也許正是這樣的堅持，讓耀演把「等待」化為更積極的前行。看著身旁周遭攜家帶眷的觀眾，投入地低聲討論劇情走向，倒也是過往音樂劇少有的看戲體驗。畢竟一場野心冒險，終須觀眾一同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