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發現」的恐懼與哀憐《花吃花》

張敦智 (專案評論人)

戲劇
2019-02-27
演出
表演工作坊
時間
2019/02/17 14:30
地點
台北城市舞台

2017年,第五屆中國烏鎮戲劇節主題為「明(Luminosity)」,「青年競演」單元的創作題目為:月亮、雨傘、刀。在這場單項獎金最高二十萬人民幣的競賽中,創作者需以不拘形式(舞台、服裝、劇情、道具等)加入這三項元素,串連成三十分鐘內的劇目。因為如此,有了《花吃了那女孩》大雨時兩人共撐一傘、以及女孩在月光下遭公然霸凌、未見援助,最後以亂刀復仇的場景。

如同最後留在《花吃花》的台詞:「看什麼看?這麼喜歡看啊?」《花吃了那女孩》當初也在同儕施展暴力之餘轉而質問觀眾。事後,受害者一人衣衫不整地趴在舞台上,一邊哭泣、一邊看著觀眾:「你們為什麼不幫我?你們為什麼不幫我?」承接先前社會寫實的劇情脈絡,此處連續兩則對觀眾的疑問,引起極大刺激與討論。因此,重新回到此戲劇的奇異點,我們應再度出發,把此手法的哲學內涵梳理清楚,以便給予《花吃了那女孩》、以及由其改編而成的《花吃花》一個較準確的定位。

之所以稱之為奇異點,是因為該台詞確實經濟、且聰明地,壓縮了大篇幅的時空:對觀眾而言,從劇情發展到此為止的種種經歷,原本都處於保有距離的第三人稱;但此處劇情卻突然轉向自己,並陡然將倫理的要求提升至最高層次:任何程度的聽聞,都應付出相對應行動與關心,否則所有悲劇(無論戲劇與現實層面)事後都將化為責任,落在聽聞者肩頭。在與舞台形式結合下,已過去的劇情在此被重新召回;觀眾的記憶、所有已發生的現實也都透過這兩句台詞的引導,被濃縮至劇場的當下。

事實上,這樣的控訴在哲學意義上,要求了不在場者的罪責。相似情境若拉出較遠距離,便能重新看清其手法在聰明之餘,於創作立場上的急公、與因之而來的侷限。1986年的電影《我兒漢生》中,兒子體會到社會階級與處境的不平等,於是強烈質疑父母身處此環境,為何沒有具體行動?在爸爸八十大壽的筵席上,他對鋪張的排場難以忍受,於是當面訓斥父親、引爆激烈爭執,最後不給父親面子憤而離席。漢生對父親「有所知便必須有所行動」的道德要求高度,與《花吃了那女孩》拋出的質疑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在於《花吃了那女孩》事先以劇情引起觀眾同情,但兒子漢生並沒有致力引起爸爸之於社會各階層的情感。因此《花吃了那女孩》在戲劇奇異點效果下,一股深層的內疚感伴隨震驚,很自然地在觀眾心中產生。該手法的立意當然良善;為了償還此莫須有的虧欠,出了劇場,觀眾便可能將行動投諸現實。然而此處的成功並不是奠基於挖掘、理解、與表現現實,而是出自對觀眾道德意識與情緒的調度。

回到主劇情,原作三十分鐘的篇幅在四位女同學以及鍾詩琪(最弱勢者)母親五位角色的組合下,流暢且緊湊地呈現了同儕關係,並且不侷限在個人處境,而能勾勒出階級所形塑出的生態。在此,恐懼與哀憐廣義而言,仍如同亞里斯多德所說,是奠基於「發現」——觀眾透過戲劇描寫,了解了校園關係的現實。當然,到上段討論的手法時,便已經脫離此範疇,轉為以形式調動情緒與道德感的情境當中了。

改編內容加上學校英文老師、以及不同學生家庭背景的篇幅,則展現改編與原作對現實掌握能力的落差。就劇情編排上,這些新增篇幅的立意欲將結構性的社會環境更立體、全面地描繪;但若將《花吃了那女孩》簡單分為原作(四位主要女同學,以及鍾詩琪母親)、新增(英文老師、不同學生家庭成員等)兩個篇幅,可以發現後者比起前者,並沒有對現實相對的宣稱力。相反地,它承接意圖使觀眾同理而感到震驚、內疚的思考脈絡,致力強調學生們皆身不由己才走上歧路的情境。在敘事意義上,因為沒有提供立體或新穎資訊,因此學校情境、家世背景等,皆僅僅反向成為強調學生們悲哀命運的重複論調。虛構角色無法代言現實相角色之餘,反而宣示創作者對觀眾同理心的貪求。

事實上,同理心的建構透過原作角色的篇幅,就已經充分表現。在性格立體且細膩的條件下,觀眾在有限的情境中,自然產生對不同學生家庭的想像。對觀眾而言,這種由留白衍生的理解、探索、與猜想,或許都未如改編內容最後所顯現出來的蒼白。反覆用難以提供新訊息的劇情強調,反而落入剪裁失當,甚至顯現創作者對原有材料信心不足的狀態。而創作策略上在「描寫結構」與「激發愧疚、震驚、同情」間選擇了後者,也讓《花吃花》作品的教條意味愈加濃厚。是非既明,事實仍有一段距離,卻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強烈控訴與質問背後,也隱藏著哲學意義上不成熟的譴責。

儘管如此,因為優秀的原作劇情,對於沒有看過《花吃了那女孩》的觀眾而言,首次觀賞《花吃花》仍可能可以感受到其中力道,以及被激起關懷現實的熱血、迫切。從產業策略上,將創作競賽中的優秀作品透過自身資源加以發揚光大,無論對烏鎮戲劇節或者表坊而言,無疑都是樁美事。然而綜觀原創到改編的過程,作品卻從對現實結構有立體描述能力,漸漸傾向對觀眾情緒勒索式的創作立意。回到悲劇原理,滌淨(catharsis)效果中恐懼與哀憐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仍仰賴「發現」:角色對其自身處境的重新發現、或觀眾對角色處境的重新發現皆然。《花吃花》除了原作中優秀的篇幅,其新增的內容、與夾帶戲謔、樣板化的表演手法,在試圖放大觀眾恐懼與哀憐的前提下,實際上卻將作品,帶往更加遠離「發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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