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眼睛閉上,從聆聽《阿忠與我》開始

簡麟懿 (專案評論人)

舞蹈
2021-09-14
演出
周書毅、鄭志忠
時間
2021/09/05 14:30
地點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

今年四月,周書毅與鄭志忠聯合創作的雙人作品《阿忠與我》,業已在台北的舞台有先行一波的演出。而筆者此次針對《阿忠與我》的二刷,首先是聽聞了此作品在南北不同場館中,有執行結構上的不同與兩人身體能量的質變;其次是希望能從團隊所提供的「口述影像」中,體察視覺的失能者是如何走進作品,同時思考口述影像所進行的「傳遞行為」,是否有潛力能成為不同的劇場體驗可能。畢竟,我們或許都曾經有過口述影像的體驗,譬如說床邊故事?

 

設身處地並非是形容詞,而是動詞

口述影像的全名為「視障口述影像服務」,是以口語或文字敘述為基礎,協助視覺失能者得以克服視覺障礙,同樣接收到一般人所能獲得的符號資訊,不過關於劇場的「口述影像」或許與博物館的文字使用略有不同,作為動態流變且具多元開放特質的當代舞蹈演出,過度的文字精簡或許會喪失解讀美感,而失焦的華麗詞藻卻又未必能為聽眾指出方向。《阿忠與我》的口述團隊之一,賴思穎,在開場前便進行了四次精準的劇場現況提醒,而每一次的提醒,都如同1928年莫里斯.拉威爾創作《波麗露》時一般的概念,在述說內容上進行了「遞增」這項手法,她依序遞增了舞台的現況(如兩張電輪椅背對舞台)、觀眾的進場(無障礙斜坡的描述)與目前時間的變化等等,此一環節不僅兼顧了邏輯性,同時也協助聽眾有層次地去準備走入作品,卻不會有一種被資訊轟炸的不舒適感受;又或者,當口述針對作品裡出現的玩偶時,一開始不帶預知地形容它為泰迪熊娃娃,但隨著鄭志忠的聲音紀錄透露名字後,才在最後一次說出它叫「多多」,這基本上與前述的「遞增」力道是相似的,喔!原來它的名字叫多多。

於是乎筆者會認為,口述者在進行口述影像時,其實文字的使用之於舞蹈動作的編排;當舞蹈的演出未必只能由創作者定義,被形容為抽象又或者是作品無心生成的意識邊緣,都擁有被感受者解讀空間的同時,適當的口述方式如重複、速度等傳達與放大,都是有機會讓口述影像的世界更為寬廣且豐富,而此處前提必然是要理解視覺失能者之所需,且擁有解讀作品能力的創作者,才得以進行,才得以恰當地挑選屬於文字與言語的力量。

當然,隨著演出開始前的煙霧進場,這樣與作品無關的資訊內容並未被寫入口述當中,只是視覺觀賞者卻是能夠接受此資訊的。許多諸如此類的小細節,不免也讓筆者困惑,與作品無關是否不需要被描述,那麼口述所弭平的差異又是否有所缺陷,這樣的空間是否太過狹小,可惜這未能從不同的受眾中得到合適的解答。

 

當口述者描述舞者前往左側深處時,我其實自身視覺的理解是舞台邊緣

在兒時聆聽床邊故事的回憶裡,同樣的一段故事情節,童話與小說的口述內容,所能帶起的情緒波浪以及動態肢體也會有所不同;同時,擔當演出的長輩愈是生動,所能描繪的空間就愈是深廣。回到《阿忠與我》,筆者認為口述者已盡力簡化資訊內容,提供一個乾淨而精準不多餘的「視覺空間」,讓聽眾可以去理解。只是當一道閃電經過,我們往往會先是看見電光,然後才是聽見雷鳴。在聽覺已然遲到的前提,我不免會期待口述者能再更加強化其口述的內容,不論是精準度,或是其所能提供的空間。例如:鄭志忠開啟電輪椅的照明系統時所帶來的白光刺激,會給予視覺上的我們一種壓迫,但就聽覺上來說,口述者所形容的白光雖沒有同樣的痛覺與力度,卻能牽涉到不同身分背景就不同經驗來說,所能夠對於白色光源的不同解釋:究竟所謂的白光是泛藍的冷冽色調,還是全然沒有雜質的溫柔七彩,色彩的文字選擇得以開啟想像,而距離的丈量或許就單純只是距離而已?以上是筆者試圖掩蔽視覺,所得到的一部份聽覺體驗。

回到部分的視覺體驗,如果說上一次觀看《阿忠與我》時,其中充滿了身體能量的對談與碰撞,那麼這次的觀賞體驗,則是淡化成兩位正常人的身體練習與觀察。

 

《阿忠與我》衛武營版(《阿忠與我》劇組提供/攝影陳長志)
《阿忠與我》衛武營版(《阿忠與我》劇組提供/攝影陳長志)

 

那麼,所謂的「正常」是?

如果我們引用1987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我們的正常之處,就在於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那麼在這光怪陸離的人世當中,自認為正常的我們,是否都還需要重新檢視自身?而非用通俗的標準來看待所有的世間萬物,故筆者也不願意以觀看差異的方式,去檢視每一個周書毅使用輔助器具的身體時刻,也不願去放大每一個鄭志忠在舞動時,所帶來的正面意圖。事實上,在生活中的我們本來就會故意弱化自己本來敏銳的部分知覺,來與他人進行交談對話。在高雄衛武營的《阿忠與我》,因為距離的緣故,呈現的是較為靜態與畫面性的多重結構,在舞台上的兩個人,似乎都弱化了觀眾會在意的理所當然,譬如周書毅的身體能力與鄭志忠的「身體能力」。

於是,本來不需要支架也能舞動的周書毅,在支架等無障礙器材的限制下,改變了重心的使用慣性,而結尾時爬上架高的電輪椅上,鄭志忠沒入雲海的身影,則讓我們看見身體的不滿足並沒有影響整個過程的進行。說實話,燈光設計李智偉所創造的這個畫面,筆者甚至無法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中找到確切的形容,日出日落也不足以取代阿忠從頭部、胸口、臀部乃至於全身逐漸向上消失的震撼。

在最後的演後座談裡,音樂設計王瑜鈞提到:「邊緣的邊緣其實就是中心。」其對於聲音的強化,某部分就是為了讓我們可能忽略的事物能夠被察覺,進而在反覆的辯證、察覺下,能夠更接近事物的核心本質,《阿忠與我》或許也是如此。這個命題中的「我」,可以很開門見山地是周書毅本人,但當然也可能是意指不同的代詞,代表了我們任何一個人,每一個人與阿忠的互相觀看,甚至是阿忠與「鄭志忠」的跳脫觀察與討論:我們生而為人的本質究竟為何?或許在短時間內,仍有不少觀眾會從差異性的部分去切入這個作品,然而在口述的世界中,兩人的關係建立或許會是平等的。故筆者對於口述影像的發展,有程度上的期待,而視覺與想法上的去差異化,隨著這一類型,也就是純肢體相互凝視與創作發展,或許能慢慢達到。

最後回到筆者於今年四月當週,一連觀看三位不同男性編舞家的作品;我認為我們固然會需要閱讀自身文化的演變、以及探索跨領域與新媒體的可能,但同樣的也認為,我們會需要更多的「阿忠與我」,這是一個過去、未來與現在的亙古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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