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節目單，《餐桌上的神話學》創作來自於導演Baboo參加林肯中心主辦的導演工作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導演齊聚交流。導演選擇了美國劇作家Mary Zimmerman改寫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將由奧德修斯（Odysseus）觀點的敘述，改由圍繞著他的其他角色接力，嘗試以不同觀點重述歷史。Baboo則將角色由幾位來自亞洲各國或地區的演員分飾，印度、韓國、菲律賓、日本、臺灣與澳門既作為參與宴會的演員角色，也化身神話角色，在餐桌上創造導演所謂的「微型世界」。導演說，他的核心思量繞著：「一個來自亞洲島國的導演，要用什麼觀點去述說一則希臘古文明的神話？為何我們需要探索神話？希臘神話與我們有何連結？我們又該何以述說屬於我們自己，亞洲的神話與文明？」
接著演出圍繞在從頭至尾的餐桌一景，各演員以神話篇章為喻，分別端出自己的歷史、文化作為自己的菜色，也與他人共享。大量以物件為用，除刀叉、罐頭、電磁爐、吸塵器、咖啡壺、麵粉皮、泡麵與電鍋，當然還有不只是商品符號也同時作為某種西方代表的Heinz蕃茄醬、Hershey's 巧克力醬等等，或明示、或暗喻、或象徵敘述與重建演員的經驗與記憶。看似以《奧德賽》為體，戲裡大概成了最直白的符徵，借用奧德修斯的漂泊之章節，套接在導演更想說的亞洲人、亞洲身份、亞洲文化的狀態。而亞洲問題對導演、演員（甚至是觀眾）來說，當然是亞洲人來處理。所以我們雖然見到集體肢體的合作，卻是清楚地以已經確立為不同的容器或認同，裝載著源源不斷、滔滔不絕的喃喃自語或文化。這場看似重新質問亞洲是什麼的演出，其實還是反覆回到各國、各種族的各自表述。各自表述對我來說其實不是問題，問題是演員為什麼各自都只能、或被分配（或其實自願）表述了代表自身背後的強大文化、民族、國家的集體身份。
讓我也試著提出幾個問題來回應《餐桌上的神話學》的問題。導演提問：「我們又該何以述說屬於我們自己，亞洲的神話與文明？」在戲裡，亞洲（人）被視為西方的對體；換句話說，要追尋自我之前，已經先確立穩定的他者。正是因為他者一定不會是自我，因此自我才要開始追尋。但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這麼確定所謂的「西方神話」一定不是自我？我在想，千百年前的希臘神話難道就毫無疑問地必然屬於現代希臘人？（被書寫的）歷史與神話真的像水一樣，不會斷裂，如文化一樣源遠流長？如果真是如此，歷史就真如神話一般了。我也在想，如果任何子孫都未必繼承父執（甚至不用酷兒理論來教我們如何反叛），那為什麼遠古希臘神話一定是現代西方的？解嚴後的台灣，教了我們好一段時間去質疑中華文化的神話性、堯舜禹湯的道統；為什麼在確認西方時，又可以如此毫不懷疑「西方」的道統？是不是從來沒有質疑某種西方連續性的原因，其實在於仍根深蒂固地相信「我們」還有某種源遠流長（只是不（能）是中華）。對於西方的想像，換回對於自己的追尋，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或者更基進地說，對自己追尋的本身，其實就是「成為西方」。當演員不斷端出菜色，我在想，有沒有可能「餐桌」才是問題所在。是這個國際餐桌分配了菜色、分派了演出；這個常見的大長方西餐桌的體制，決定參與者的身份。在作為微型世界的餐桌本身，就是先定義了你一定不是隔壁的他，你只能代表你自己。最好，也別想吃別人的菜，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份。
奧德修斯的回家之路，航道建立在特洛伊戰爭後的眾神鬥爭、或自己四處掠奪、或樂不思蜀、或不甘心空手而返、或內鬨的海上十年迷航。說到底，沒法回家實在沒有那麼悲情，自己多少要負一點責任。《餐桌上的神話學》以奧德賽的返家借喻當代亞洲（自己）與西方（迷航）的相遇與對話，比較可惜的是，見不太到對自己究竟可以擔起什麼責任的詰問；更多的是重複操作在「我不是你、我被你迷航、你誤解我、你嘲笑我、我嘲笑我、我好辛苦、我為什麼不是我」等等可以輕易換得觀眾認同的解釋。奧德修斯家鄉綺色佳（Ithaca）所代表的意義，與（被霸佔的）老婆、（同仇敵愾的）兒子有更絕對的關係；但在今日的家鄉卻理所當然與義正辭嚴地轉換成某種不必驗證的文化鄉愁或是種（國）族差異。這應該也一種餐桌上發明的（新）神話吧？
《餐桌上的神話學》
演出｜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時間｜2019/03/03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