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何又為何呈(再)現?《糖甘蜜甜》

許仁豪 (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19-05-27
演出
阿伯樂戲工場
時間
2019/05/25 14:00
地點
台南總爺藝文中心中山堂

左上舞台堆著幾包蔗糖,後面立著幾根高聳的甘蔗,「開工大吉」的牌子陳設在堆疊起來的蔗糖包上,十分顯眼;右上舞台是一個簡易樂團的樂器陳設。簡單的場景布置,在一小時的演出內,除了幾管甘蔗枝在戲中戲的橋段移置左下舞台,沒有大幅度更動,場景的變換靠著演員的肢體以及燈光的轉換進行,與幾週前阿伯樂戲工場和台南人劇團共製的《海江湧》在規模與技術上比較,實在稱不上一個完整的製作。然而,兩齣戲在形式與內容上卻又如此相像,成團不過五年的阿伯樂戲工場,隱然出現了標誌性美學風格,但又或許因為兩個作品在企劃任務上的相似,都顯出一種以「教習劇場」(theater-in-education)形式進行歷史教育的樣貌。

《海江湧》呈現台江地區人文地貌隨產業結構而變遷的歷史過程,非常類似地,《糖甘蜜甜》則試圖呈現總爺糖廠隨台灣糖業起落,從建成到關廠的歷史經過。嚴格來說,兩個作品都是走「教習劇場」的呈現途徑,而非再現歷史。就廣義的戲劇美學來說,「再現劇場」以故事敘事為本,在舞台上建立第四堵牆,確立時空幻覺,讓觀眾沉浸在場上人物的世界,與其故事悲喜一同起落。「呈現劇場」雖然也說故事,但是打破第四堵牆,讓場上人物與觀眾直面交流,訊息的傳遞大於故事悲喜的經營,比如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而「呈現劇場」因為其「教育」目的強烈,後來在應用劇場的領域慢慢發展成種種類型的「教習劇場」。【1】

從以上脈絡,我們便不難理解《糖甘蜜甜》說故事的方式。場上人物穿梭在過去與現在,一開始的年輕人身著過去糖廠時代的衣服進行樂團團練,我們不知道他們回溯過往的具體動機為何?也不知道為何要以歌舞的形式來呈現糖廠記憶。樂團唱念的安排似乎只是一個活動設計的環節,用來引出下面歷史細節的呈現。於是,在接下來的歷史再現當中,我們不會看見具體人物的悲歡離合、命運轉折,而是類型化人物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幫助我們理解糖廠的開工儀式、空間布置、勞動狀況、糖的製成過程、銷售情形以及隨著糖業起落的糖廠興衰史。比如,兩個身著六零年代碎花洋裝的女孩飾演當時在交換台工作的少女,一個問另一個:「交換台是什麼?」,另一個便侃侃而談交換台的樣貌與功能。透過一問一答,來呈現具體歷史知識的手法貫穿整個演出,明顯地要讓觀眾了解過去糖廠的運作細節,以及糖業對當時人們生活的具體意義。比如,著墨甚多的五分仔車,便帶出產業運輸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而在這些歷史知識細節的呈現過程,演出還是扣住了戲劇事件發展的關鍵要素:危機的出現──「米糖相剋」的問題。從《糖甘蜜甜》的演出來看,這個問題出現於1960年代,當時國民政府想要推動農民放棄種植水稻、改種甘蔗,以賺取外匯,於是發展了戲劇進行政策推廣,在演出裡便是戲中戲的結構設計。兩戶農村青年男女的愛情受阻,因為一戶希望另一戶改種NCO310新品種甘蔗,另一戶堅持種水稻,最後堅持種水稻的被說服,在外匯經濟的誘因下改種甘蔗,而一對青年男女原本受阻的戀情也因此圓滿,蔗糖的經濟加持男女的戀情,《糖甘蜜甜》的劇名指涉的應該是這喜上加喜的雙重意涵。

接著透過報幕形式,舞台上演員從1960年代起,把總爺糖廠的歷程綜述了一遍──從興盛到衰頹,最後於1994年結束製糖而關廠。關廠後,員工四散,在落寞之時飾演廠長的演員被問說將何去何從?而面對繁華落盡,又有何感觸?廠長的兩難困境輻射出了總爺糖廠一百年的滄桑,這是演出擬人處理景物歷史的收尾方法,以擬人感傷的方式對一百年的糖廠道別。舞台上大幕打開,黑白的歷史影像撥放,此時演員回到當下年輕人的身分,唱起《糖甘蜜甜》的主題曲:「你說糖廠老了,袂當擱給你看顧,感謝你呀,不管春夏秋冬,每一工攏是遮呢打拼。再會吧!再會吧!糖廠的煙囪,五分仔車向前行。再會吧!再會吧!鐵支路邊的甘蔗。」最後演員告別一個時代,感傷的語氣總結:「只要有糖的香氣,糖廠的時代就不會過去。」懷舊情調收尾,把總爺擬人化成了一個遠走的親人,斯人已去,行跡卻不杳然。

從整體結構來看,我看見了形式上的核心矛盾:在「呈現歷史」與「再現歷史」之間,歷史為何呈現,又該如何呈現的問題。如果採用了教習劇場為本的途徑,在對觀眾拋出歷史知識的同時,為何又採取了一個感傷情調的擬人說書式結尾,閉鎖了與觀眾辯證思索的空間?教習劇場更重要的不是透過「呈現兩難情境」,再以論壇戲劇的方式打開觀眾思索議題的作法嗎?劇中帶出的「米糖相剋」議題,【2】其實非常有契機去引導觀眾思索台灣產業史與殖民歷史之間的深刻牽連,日本時代的米糖相剋議題到了1960年代國民政府「賺外匯」的政策是否讓我們看到政治經濟統治結構的延續?由此看來,政權的更迭似乎不必然帶來歷史的斷裂,而是全球資本主義擴張下,資源分配邏輯的權力結構延續?如果對歷史問題已經不走「故事再現」、「人物認同」的溫情或是悲情動員,從產業史切入台灣的殖民現代化歷程,是不是能讓觀眾進一步理解歷史問題的複雜性呢?而最後關於總爺糖廠的歷史價值問題,如果不以感傷的方式道別,又可以如何邀請觀眾在思索之後,開放式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當然這是筆者對於目前諸種在地深耕,試圖透過戲劇呈/再現社區歷史場景計畫的期許:以戲劇作為方法,打開觀眾對歷史的批判思考空間,讓歷史的評價產生辯證的複雜性。而這樣的目的,就目前筆者親身參與的計畫經驗來說,有不小的困難必須克服。與在地區民工作時間的投入、與計畫經費來源單位的溝通、與複雜的在地政經權力網路協商,還有主創團隊對於議題研究的深化與積澱,都比單純演一個故事要來的複雜與困難;而最後,引發社區住民對自身環境歷史的關注與深入探索,這目的本身與目前台灣日常生活/工作結構就有本質上的矛盾要處理,所以這樣的遠景或許本身就是一個空中樓閣。但是,希望在未來,這類型的展演可以慢慢從「歷史懷舊」的消費走向「辯證思索」的歷史思維,以此自許也以此互勉之。

註釋
1、學理性的探索可以更為細緻複雜,請參考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教習劇場」條目: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5388
2、關於「米糖相剋」的歷史議題,請參考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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