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跳不可的「2019臺北藝術節《非跳不可》」?

王昱程 (專案評論人)

舞蹈
2019-08-28
演出
傑宏‧貝爾(創作概念)、陳武康與葉名樺(導演執行)
時間
2019/08/16 19:30
地點
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自2006年一次帶來三支作品過後,臺灣觀眾這兩年才再度看見傑宏‧貝爾(Jérôme Bel)的作品,我特別在標題置入「2019臺北藝術節」不只標記時間,同時也關注策展主題「我們(沒)有認同」(I (do not) belong to you)與本作交互發展出的關係。回顧十三年前巡演的新聞稿,當時的貝爾被冠以「歐洲最IN」的名號,以幾乎獵奇聳動的舞蹈美學被包裝販售,如今的臺灣人什麼奇險怪異的事情沒見過?九○年代所開展的法國新舞蹈運動成員也陸續巡演至臺灣:薩維耶‧勒華(Xavier Le Roy)、波赫士‧夏瑪茲(Boris Charmatz)與研究者克里斯多夫‧維弗列特(Christophe Wavelet)均在此列。再清楚不過的是,二十年前對體制的批判再度被機構收編,更何況此時的臺灣,若在如今仍打著「與世界劇場潮流同步」的噱頭買入相關作品,也不過是一些難以入口的殘羹冷炙。妙就妙在,去年6月6日的「TT不和諧開講2018‧第四講『國際生產,臺灣製造──全球脈絡下國際藝術節策展及其市場』」,策展人鄧富權就已經宣示自己所策劃的臺北藝術節是「針對未來而做的藝術節」,爾今上演創作於2001年的《非跳不可》(The Show Must Go On)是如何針對未來?【1】

《非跳不可》不過就是由父執輩音樂品味加上中二病患者的靈光乍現所集成的秀場節目(showcase),極似大專院校聯誼性社團的退休幹部聯歡演出。十八多首的西洋老歌串接成的指令,由二十名表演者在舞臺上執行。不難看出深受巴特(Roland Barthes)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等法國哲學家影響的貝爾這種不跳舞的編舞方法,對符號、語言與行動的質疑和反覆操弄。在臺灣表演藝術研究者李文皓剛出爐的碩士論文當中,他為我們整理/翻譯了三十多年前法國新舞蹈生成的脈絡,是如何與政府大力挹注各地區的舞蹈中心運作,大量的編舞者在此間刻意凸顯個人風格和美學以分食本就不大的市場。【2】因此貝爾的刻意挑釁、離間,拆解舞蹈、表演與劇場的符號所指,採取低限甚至可以說是不作為的姿態,到了如今劇場發生當下,仍然能召喚出我眼冒金星投射出的怒氣,和隨著老歌〈Every Breath You Take〉無懼直視觀眾的表演者們隔空擦出的火光。

除了讓臺灣觀眾一睹大師風采,到底是為什麼這支作品在此刻來到台灣?我們的表演藝術環境這幾年風雲驟變,許多過往的前衛創作團體紛紛成為經典、被機構收編或是主動機構化,補助政策僧多粥少,爆量的作品各有「特色」,各個都「非看不可」。其實處境與三十多年前的法國還真有幾分類似,只不過我們的資源更加集中,除此之外,創作者更渴望輸出自己在種種政治處境、歷史脈絡和文化融合所交雜混種出「獨樹一格」的美學;實在地,諸般創作者的渴望映射著我們國家對「能見度」的追求,常常我們以為的「獨特」實則是強烈的焦慮與匱乏。來自新加坡的鄧富權除了撩撥這層原本脆弱而空洞的認同,也提醒著他自己所身處的機構──在臺北藝術節、臺北兒童藝術節與臺北藝穗節編入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後,更嚴密且大規模的機構化組織剛好使得國際策展人能夠來去自如,其所引發的效應必得被更深刻地感知和警覺。

正因如此,對劇場元素或劇場作為一種再現機制的降低或還原(reduction)實則是本作品的重要概念,透過老歌歌詞下達指令,本身即具有多重意涵,除了曝露作者的權威中心,也暗諷八○年代白種人的、美國的流行文化輸出對世界影響之劇烈,以致這些舞者幾乎如喪屍般聽令行事。而雙重的作者角色(Doubling),是貝爾創作的關鍵技術,他在舞台上製造一個清晰的邏輯(在此即是以西洋老歌的歌詞作為指令)之後退守後端,調控著劇場作為一種觀念的危機與死亡,也透過系列指令的鋪排在時間序列上疊了層打油詩(比方說,當舞者尋得伴侶的臂彎依靠之後,鐵達尼號便要下沉,我們接著坐上了黃色潛水艇,窺見粉紅色的玫瑰人生)。無可避免地,若是未經過長時間專業表演訓練的表演者,在竭盡全力完成指令的同時會伴隨著無比的快感顯露在他們的表現上;然而,舞台上若干藝術家在如此單純的演出程序安排當中,刻意顯露、展現自身的舞蹈風格,甚至可以說是令我作嘔連連的「自我放縱」(self-indulgent)狀態,便是本次演出最嚴重的問題。

從官方新聞稿和《PAR表演藝術》第320期中吳孟軒所撰寫的訪談文章裡,又可以看見傑宏‧貝爾舞團所堅持守護、兩位臺灣的導演執行葉名樺與陳武康的謹慎執行,以保留作品的原貌,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整件事情的弔詭,貝爾因為環保不再搭飛機巡演的同時,葉名樺和陳武康卻是去到法國與之見面對談,若不論他們是否專程為工作而飛,也能看出當歐洲藝術家有足夠的資本宣稱自己不飛,身處亞洲的藝術家則樂做空中飛人。而那等刻意造作的身體表現何嘗不是在呼喚觀眾在大堆頭的舞台上指認自己?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非跳不可》來到臺灣以後,一不小心就被我們對能見度的焦慮吞噬,而成了墊高自己文化資本的一紙履歷?

註釋
1、羅倩、評論臺編輯群紀錄整理:〈講座紀錄:國際生產,臺灣製造──全球脈絡下國際藝術節策展及其市場(上)〉、〈講座紀錄:國際生產,臺灣製造──全球脈絡下國際藝術節策展及其市場(下)〉,表演藝術評論臺,網址: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30845、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30866。
2、李文皓:《一個零度的實驗──以舞作《傑宏‧貝爾》為例》,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表演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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