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特約評論人）

法庭，特別是非正義的法庭，在戒嚴年代審判思想犯人，通常帶著重複傷害的本質。亦即，讓被審判當事人在威嚇的空間中，複述自身違逆常軌的動機與目的，又或者強迫當事人供述被捏造的謊言，作為思想犯罪的證據。在這裡，違逆常軌是時空下的產物；因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這本非任何違逆。然而，法庭代表的是國家所形塑的威權空間；因此，不符合政權的任何思想，皆在此空間受到懲戒。這也是為何法庭以捏造莫須有供詞，羅織被審判罪名的原因。國家，在這裡代表的是一種威權的象徵。這是《非常上訴》一劇核心概念的濃縮。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進入一趟與舞台共進退的旅程。但，很關鍵的是：導演與製作團隊希冀創造一種空間的轉化。也就是透過戲劇事件，很明顯改變說故事的路徑，也顛覆法庭代表國家威權的空間。讓時空轉化為帶有日常性質的公共儀式，這是這齣戲的劇場特別空間，令人從國家威權空間轉化為民眾公審的情境。當然，就如戲中的自我提問，這究竟能在現實生產什麼改造嗎？仍然是一個永恆的問號？重要的是，劇場本來便是提問的空間，現實的答案，永遠是提問與再提問發生的過程。

在這齣戲中，透過重新審判，想要達成的單純僅是美學上的目標嗎？或者，挾帶壓殺記憶對於現實的衝撞，進而形成改造現實的動因？設若是後者，那麼驅動兩位政治受難當事人走上舞台，重新接受審判的劇場元素，將被更為充分的理解與接受；但，這將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困境，也就是，在一個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社會中，如何透過劇場調動人的記憶中折射回來的共同意識？會是一種恆久的挑戰。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撥開角色的內核，並還原角色於演員中，在戲一開始，便在觀眾席亮燈的狀況下，與舞台上的演員共同打破虛構的戲劇幻象。

當然，以儀式性的公共空間，支撐當代的人權意識，並藉以與過去時空進行對辯，這本身就是對於記憶與現實的回應；其立足點卻建基於美學的介入上，這是很具辯證性質的劇場想像。因此，劇中兩位代理人的出現，與其說是現實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美學上的安排。讓兩個相隔的時空，一方面以還原的真實面貌重新現身，一方面則再造一個當下與過去對話的情境。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兩位當下時空的青年代理人，在身份上與當事人既有辯證且有謀合，藉此推動劇情向前開展；然而，卻較少以矛盾狀態現身，雖不免顯得政治正確，卻共同挑戰法庭所代表的國家合法性。這當然形成國家與人民所象徵的正義時空的拉扯，恰正也形成再審判的核心議題：一造是，「我本無罪，何來重審？」另一造是，「我本就為顛覆當時政府而來。」

非常上訴（狂想劇場提供／攝影李欣哲）

讓身體回到歷史的「共時性」中，是紀錄劇場一項很鮮明的功能。《非常上訴》以這樣的元素，進行以當下剖析歷史的行動。因為時空架構在法庭上，我們發現從過去到當前、從戒嚴到解嚴後的今天，法庭所象徵的威權或權宜轉換，並未有太大差別的轉變，且處於相當類似的脈絡底下。在這裡，得以展開討論的，反而是從威權走向民主化過程的現實社會。民眾在不同時空下的身體，如何回應法庭所象徵的國家；以及國家轄下的商品社會，如何對應於個別身體的問題。可以說，消費主義對身體的最大作用與暗示，來自資本市場對每一個分別的個體，製造精緻與細密的自我照像。讓人不斷回到原子化的個體──我，進而在「我」中，疏離於「我們」的存在。一旦「我們」成為虛構的存在，歷史將成為天方夜譚的一種想像或緬懷對象，在逐漸失卻時間累積的能量中，步入一段夜闇的旅程，繼而化作史料一般的灰燼感覺。因此，本劇透過法庭、辯論、重審、投票的過程，所建構的介於虛構與非虛構間的劇場，恰是希冀打破個體的原子化，進入一場公共的日常儀式中。

雖說美學裝置是本劇的精神源頭。但，本質上，這是一齣以劇場提問現實的劇碼。因此，面對本劇所提的國家性質，恰與面對現實生活中，商品消費所反射於個體上的感覺與認知，是繼續探索這齣戲碼的動機所在。因為，劇場結束了，現實卻一直在發生中……在此前提下，本劇提示觀眾一種對於壓抑文化的反抗，也意味着「我的身體我做主」的主張，我參與劇場的虛擬法庭，我真實的投票，意味着將法外的欲望合理化。現在的問題在於，這樣的欲望之於冷戰／戒嚴體制下的身體，如何將當年任何萌發皆是壓殺的禁忌，轉化為劇場再現的情境？而後，檢視當下渴望「做主的身體」之於壓殺的共同記憶而言，意味著怎樣的穿透性？這是投票行為發生後，很值得深思的議題。畢竟投票本身，就是一種被菁英意識所化約的民主。

這個提問，擴大結構性的觀點來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方面見到整個發達國家資本金融經濟的解體；同時，也在物質勞動轉移到貧困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時，發現愈來愈以移植西方（美式）民主為人權的主流訴求，而愈來愈抹去日常中隱形壓迫的具體問題。這樣的現實狀態，其實影響著我們如何去看待共同記憶壓殺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現實的壓迫被移轉後，歷史上的刑殺事件，很容易被以符合西方式普世民主的人權觀帶過。這裡，核心的命題在於：亞洲範圍內，白色恐怖以降延伸的人權壓殺議題，從來與冷戰／戒嚴延伸的關係密切；這同時，那些壓殺是涵蓋聲稱自由民主的資本世界，對於社會主義左翼分子，在反共肅清張揚的年代下，所發生的人權事件。所以，具體壓迫被空泛的民主訴求遮蔽的地區，將愈難以還原歷史上，革命在肅清中被折斷的面貌。當然，這已是走出劇場後的思考。溢題了嗎？不會耶！因為，這不就是紀錄劇場，一如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希望觀眾思考的問題嗎？

或許，這是尋找共同記憶，之於劇場如何還原社會的對話過程中，最為關鍵卻浮現結構性裂痕的提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