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身體與記憶對話的過程《非常上訴》

鍾喬 (特約評論人)

戲劇
2019-11-27
演出
狂想劇場
時間
2019/11/24 14:30
地點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廳

法庭,特別是非正義的法庭,在戒嚴年代審判思想犯人,通常帶著重複傷害的本質。亦即,讓被審判當事人在威嚇的空間中,複述自身違逆常軌的動機與目的,又或者強迫當事人供述被捏造的謊言,作為思想犯罪的證據。在這裡,違逆常軌是時空下的產物;因為,思想自由的前提下,這本非任何違逆。然而,法庭代表的是國家所形塑的威權空間;因此,不符合政權的任何思想,皆在此空間受到懲戒。這也是為何法庭以捏造莫須有供詞,羅織被審判罪名的原因。國家,在這裡代表的是一種威權的象徵。這是《非常上訴》一劇核心概念的濃縮。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進入一趟與舞台共進退的旅程。但,很關鍵的是:導演與製作團隊希冀創造一種空間的轉化。也就是透過戲劇事件,很明顯改變說故事的路徑,也顛覆法庭代表國家威權的空間。讓時空轉化為帶有日常性質的公共儀式,這是這齣戲的劇場特別空間,令人從國家威權空間轉化為民眾公審的情境。當然,就如戲中的自我提問,這究竟能在現實生產什麼改造嗎?仍然是一個永恆的問號?重要的是,劇場本來便是提問的空間,現實的答案,永遠是提問與再提問發生的過程。

在這齣戲中,透過重新審判,想要達成的單純僅是美學上的目標嗎?或者,挾帶壓殺記憶對於現實的衝撞,進而形成改造現實的動因?設若是後者,那麼驅動兩位政治受難當事人走上舞台,重新接受審判的劇場元素,將被更為充分的理解與接受;但,這將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困境,也就是,在一個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社會中,如何透過劇場調動人的記憶中折射回來的共同意識?會是一種恆久的挑戰。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撥開角色的內核,並還原角色於演員中,在戲一開始,便在觀眾席亮燈的狀況下,與舞台上的演員共同打破虛構的戲劇幻象。

當然,以儀式性的公共空間,支撐當代的人權意識,並藉以與過去時空進行對辯,這本身就是對於記憶與現實的回應;其立足點卻建基於美學的介入上,這是很具辯證性質的劇場想像。因此,劇中兩位代理人的出現,與其說是現實上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美學上的安排。讓兩個相隔的時空,一方面以還原的真實面貌重新現身,一方面則再造一個當下與過去對話的情境。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兩位當下時空的青年代理人,在身份上與當事人既有辯證且有謀合,藉此推動劇情向前開展;然而,卻較少以矛盾狀態現身,雖不免顯得政治正確,卻共同挑戰法庭所代表的國家合法性。這當然形成國家與人民所象徵的正義時空的拉扯,恰正也形成再審判的核心議題:一造是,「我本無罪,何來重審?」另一造是,「我本就為顛覆當時政府而來。」

 

非常上訴(狂想劇場提供/攝影李欣哲)
非常上訴(狂想劇場提供/攝影李欣哲)

讓身體回到歷史的「共時性」中,是紀錄劇場一項很鮮明的功能。《非常上訴》以這樣的元素,進行以當下剖析歷史的行動。因為時空架構在法庭上,我們發現從過去到當前、從戒嚴到解嚴後的今天,法庭所象徵的威權或權宜轉換,並未有太大差別的轉變,且處於相當類似的脈絡底下。在這裡,得以展開討論的,反而是從威權走向民主化過程的現實社會。民眾在不同時空下的身體,如何回應法庭所象徵的國家;以及國家轄下的商品社會,如何對應於個別身體的問題。可以說,消費主義對身體的最大作用與暗示,來自資本市場對每一個分別的個體,製造精緻與細密的自我照像。讓人不斷回到原子化的個體──我,進而在「我」中,疏離於「我們」的存在。一旦「我們」成為虛構的存在,歷史將成為天方夜譚的一種想像或緬懷對象,在逐漸失卻時間累積的能量中,步入一段夜闇的旅程,繼而化作史料一般的灰燼感覺。因此,本劇透過法庭、辯論、重審、投票的過程,所建構的介於虛構與非虛構間的劇場,恰是希冀打破個體的原子化,進入一場公共的日常儀式中。

雖說美學裝置是本劇的精神源頭。但,本質上,這是一齣以劇場提問現實的劇碼。因此,面對本劇所提的國家性質,恰與面對現實生活中,商品消費所反射於個體上的感覺與認知,是繼續探索這齣戲碼的動機所在。因為,劇場結束了,現實卻一直在發生中……在此前提下,本劇提示觀眾一種對於壓抑文化的反抗,也意味着「我的身體我做主」的主張,我參與劇場的虛擬法庭,我真實的投票,意味着將法外的欲望合理化。現在的問題在於,這樣的欲望之於冷戰/戒嚴體制下的身體,如何將當年任何萌發皆是壓殺的禁忌,轉化為劇場再現的情境?而後,檢視當下渴望「做主的身體」之於壓殺的共同記憶而言,意味著怎樣的穿透性?這是投票行為發生後,很值得深思的議題。畢竟投票本身,就是一種被菁英意識所化約的民主。

這個提問,擴大結構性的觀點來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方面見到整個發達國家資本金融經濟的解體;同時,也在物質勞動轉移到貧困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時,發現愈來愈以移植西方(美式)民主為人權的主流訴求,而愈來愈抹去日常中隱形壓迫的具體問題。這樣的現實狀態,其實影響著我們如何去看待共同記憶壓殺的問題。主要原因在於:現實的壓迫被移轉後,歷史上的刑殺事件,很容易被以符合西方式普世民主的人權觀帶過。這裡,核心的命題在於:亞洲範圍內,白色恐怖以降延伸的人權壓殺議題,從來與冷戰/戒嚴延伸的關係密切;這同時,那些壓殺是涵蓋聲稱自由民主的資本世界,對於社會主義左翼分子,在反共肅清張揚的年代下,所發生的人權事件。所以,具體壓迫被空泛的民主訴求遮蔽的地區,將愈難以還原歷史上,革命在肅清中被折斷的面貌。當然,這已是走出劇場後的思考。溢題了嗎?不會耶!因為,這不就是紀錄劇場,一如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希望觀眾思考的問題嗎?

或許,這是尋找共同記憶,之於劇場如何還原社會的對話過程中,最為關鍵卻浮現結構性裂痕的提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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