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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回到歷史的「共時性」中,是紀錄劇場一項很鮮明的功能。《非常上訴》以這樣的元素,進行以當下剖析歷史的行動。因為時空架構在法庭上,我們發現從過去到當前、從戒嚴到解嚴後的今天,法庭所象徵的威權或權宜轉換,並未有太大差別的轉變,且處於相當類似的脈絡底下。(鍾喬)
11月
27
2019
從1930年代保守的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從麥卡錫主義時代的美國,到1945年間,正面臨政權移轉,情勢詭譎不定的台灣,《雙姝怨》不再只是兩個女人的親密心事,如何被保守社會扼殺的故事……但,這也正是《雙姝怨》留下縫隙,讓我們可以切入提問。最基本的提問,是冷戰、戒嚴體制作為敘事、論證前提的有效性。(陳正熙)
9月
27
2019
左翼受壓迫不只是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過去式,也是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進行式;當這個思想與政治傳統在主流政治喪盡版圖時,若在劇場上錯失可貴的表現機會,成為一種象徵,那是讓人非常遺憾的。總之,考掘出的左翼歷史或許能協助反藍抗中,但就其本身來說,這樣足夠嗎?(張又升)
8月
05
2019
《我所經歷的性事》指出的一種戲劇可能介入這個困難議題的方式,不是向觀眾索討認可──認可三十年前的人們也有慾望,認可三十年後的他們也依然對愛與性充滿期待和實踐的能力,認可他們也有公開談論這些經驗的權利,而是劇場可以直接提出挑戰,指出觀眾同時必須承擔的責任。(洪姿宇)
8月
01
2019
1987年這群二十出頭的年輕藝術家與2019年的九○後世代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對話?在這次演出中,感覺到表演者的失重狀態。那不是導演刻意塑造出的疏離漂浮感,而是建構在來不及參與、也不得其門而入的焦慮與無奈,是演員自身的無助。(程皖瑄)
7月
08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