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五屆中國烏鎮戲劇節主題為「明（Luminosity）」，「青年競演」單元的創作題目為：月亮、雨傘、刀。在這場單項獎金最高二十萬人民幣的競賽中，創作者需以不拘形式（舞台、服裝、劇情、道具等）加入這三項元素，串連成三十分鐘內的劇目。因為如此，有了《花吃了那女孩》大雨時兩人共撐一傘、以及女孩在月光下遭公然霸凌、未見援助，最後以亂刀復仇的場景。

如同最後留在《花吃花》的台詞：「看什麼看？這麼喜歡看啊？」《花吃了那女孩》當初也在同儕施展暴力之餘轉而質問觀眾。事後，受害者一人衣衫不整地趴在舞台上，一邊哭泣、一邊看著觀眾：「你們為什麼不幫我？你們為什麼不幫我？」承接先前社會寫實的劇情脈絡，此處連續兩則對觀眾的疑問，引起極大刺激與討論。因此，重新回到此戲劇的奇異點，我們應再度出發，把此手法的哲學內涵梳理清楚，以便給予《花吃了那女孩》、以及由其改編而成的《花吃花》一個較準確的定位。

之所以稱之為奇異點，是因為該台詞確實經濟、且聰明地，壓縮了大篇幅的時空：對觀眾而言，從劇情發展到此為止的種種經歷，原本都處於保有距離的第三人稱；但此處劇情卻突然轉向自己，並陡然將倫理的要求提升至最高層次：任何程度的聽聞，都應付出相對應行動與關心，否則所有悲劇（無論戲劇與現實層面）事後都將化為責任，落在聽聞者肩頭。在與舞台形式結合下，已過去的劇情在此被重新召回；觀眾的記憶、所有已發生的現實也都透過這兩句台詞的引導，被濃縮至劇場的當下。

事實上，這樣的控訴在哲學意義上，要求了不在場者的罪責。相似情境若拉出較遠距離，便能重新看清其手法在聰明之餘，於創作立場上的急公、與因之而來的侷限。1986年的電影《我兒漢生》中，兒子體會到社會階級與處境的不平等，於是強烈質疑父母身處此環境，為何沒有具體行動？在爸爸八十大壽的筵席上，他對鋪張的排場難以忍受，於是當面訓斥父親、引爆激烈爭執，最後不給父親面子憤而離席。漢生對父親「有所知便必須有所行動」的道德要求高度，與《花吃了那女孩》拋出的質疑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在於《花吃了那女孩》事先以劇情引起觀眾同情，但兒子漢生並沒有致力引起爸爸之於社會各階層的情感。因此《花吃了那女孩》在戲劇奇異點效果下，一股深層的內疚感伴隨震驚，很自然地在觀眾心中產生。該手法的立意當然良善；為了償還此莫須有的虧欠，出了劇場，觀眾便可能將行動投諸現實。然而此處的成功並不是奠基於挖掘、理解、與表現現實，而是出自對觀眾道德意識與情緒的調度。

回到主劇情，原作三十分鐘的篇幅在四位女同學以及鍾詩琪（最弱勢者）母親五位角色的組合下，流暢且緊湊地呈現了同儕關係，並且不侷限在個人處境，而能勾勒出階級所形塑出的生態。在此，恐懼與哀憐廣義而言，仍如同亞里斯多德所說，是奠基於「發現」——觀眾透過戲劇描寫，了解了校園關係的現實。當然，到上段討論的手法時，便已經脫離此範疇，轉為以形式調動情緒與道德感的情境當中了。

改編內容加上學校英文老師、以及不同學生家庭背景的篇幅，則展現改編與原作對現實掌握能力的落差。就劇情編排上，這些新增篇幅的立意欲將結構性的社會環境更立體、全面地描繪；但若將《花吃了那女孩》簡單分為原作（四位主要女同學，以及鍾詩琪母親）、新增（英文老師、不同學生家庭成員等）兩個篇幅，可以發現後者比起前者，並沒有對現實相對的宣稱力。相反地，它承接意圖使觀眾同理而感到震驚、內疚的思考脈絡，致力強調學生們皆身不由己才走上歧路的情境。在敘事意義上，因為沒有提供立體或新穎資訊，因此學校情境、家世背景等，皆僅僅反向成為強調學生們悲哀命運的重複論調。虛構角色無法代言現實相角色之餘，反而宣示創作者對觀眾同理心的貪求。

事實上，同理心的建構透過原作角色的篇幅，就已經充分表現。在性格立體且細膩的條件下，觀眾在有限的情境中，自然產生對不同學生家庭的想像。對觀眾而言，這種由留白衍生的理解、探索、與猜想，或許都未如改編內容最後所顯現出來的蒼白。反覆用難以提供新訊息的劇情強調，反而落入剪裁失當，甚至顯現創作者對原有材料信心不足的狀態。而創作策略上在「描寫結構」與「激發愧疚、震驚、同情」間選擇了後者，也讓《花吃花》作品的教條意味愈加濃厚。是非既明，事實仍有一段距離，卻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強烈控訴與質問背後，也隱藏著哲學意義上不成熟的譴責。

儘管如此，因為優秀的原作劇情，對於沒有看過《花吃了那女孩》的觀眾而言，首次觀賞《花吃花》仍可能可以感受到其中力道，以及被激起關懷現實的熱血、迫切。從產業策略上，將創作競賽中的優秀作品透過自身資源加以發揚光大，無論對烏鎮戲劇節或者表坊而言，無疑都是樁美事。然而綜觀原創到改編的過程，作品卻從對現實結構有立體描述能力，漸漸傾向對觀眾情緒勒索式的創作立意。回到悲劇原理，滌淨（catharsis）效果中恐懼與哀憐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仍仰賴「發現」：角色對其自身處境的重新發現、或觀眾對角色處境的重新發現皆然。《花吃花》除了原作中優秀的篇幅，其新增的內容、與夾帶戲謔、樣板化的表演手法，在試圖放大觀眾恐懼與哀憐的前提下，實際上卻將作品，帶往更加遠離「發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