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悲劇的悲劇性《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四月
15
2019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Hubert Am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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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翰(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故事是人寫出來的。在現今這個「後真相時代」裡,這道理更是不證自明。從處處充斥的假新聞,到看似紀實而旁觀、實則充滿主觀導向的紀錄片,皆顯示出每個表面真實的「真實」,或多或少都有著「非真」的成分存在。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的作品《重述:街角的兇殺案》(The Repetition Histoire(s) du théâtre (I))中,以一則死亡懸案出發,在重演舊案的過程當中,再構了真實,亦瓦解了真實;搬演了歷史,似乎也質疑了歷史。

這件兇殺案是一件社會上發生過的真實案例。一位名叫薩能・賈非的男子,在比利時列日街角的一家同性戀酒吧附近,與幾位素昧平生的男子攀談,隨後上了他們的車,不久之後,以薩備受凌虐,最後全身赤裸地陳屍在森林中。然而,導演米洛・勞並非只是在搬演此事件,而是在搬演「搬演此事件」;所搬演至舞台上的,不是兇殺案本身,而是將時間的跨幅延展到案發過後,團隊為了要搬演這齣戲所做的種種準備,如田調、選角等,這些一連串的過程都在舞台上展現。前者是複製真實,還原事件;後者則是將整個複製真實的過程複製出來,所還原的是「複製」這個行動。有了這樣的展演前提,真假虛實的辯證層次變得更加複雜,讓再構、假造的過程本身反而成了戲的真實,也因此,全戲所有還原的真實都直接成了一場有意識的搬演。

打從演出的一開始,似乎就預告著所有這一切只是演出,真假參半,假要亂真,真亦有假。舞台上煙霧四起,演員扮演著哈姆雷特,講著獨白,召喚鬼魂,鬼魂沒出現,卻又存在著。爾後,擺有幾張簡單桌椅的舞台,成了一個甄選會場,諸多甄選者們一一現身說法,各以不同面向和經驗,間接參與了真實的建構:一位曾經演出過達頓兄弟電影作品的臨時演員,講述了許多在拍攝現場之外的瑣碎事情,破除了達頓兄弟強烈寫實風格鏡頭下所形構的真實場面;劇組演員帶著一位甄選者,以不入情的親吻、借位的毆打,試圖製造場面真實感;另一位甄選者從機器中放出了鳥鳴、雨聲等聲響效果,以聽覺讓人身歷其境;還有一位黑人演員,時而被找去演阿拉伯人,時而假裝會說丹麥語,加入一些如Youtube或Coca Cola的單字,就被信以為真。不僅揭穿了這些真實表面的「偽真實」面向,也顯露出表面化、全球化、資本化似乎才是共同的真相,引人發噱。

爾後,眾演員們開始模擬案件中的多位人物現身說法,搬演著訪談或回憶,由一個事件散射出多種立場和觀點。許多時候舞台上的演出都被影像化,透過現場表演與影像表演的並置,在相互干擾之下,更進一步地挑戰各個媒介、各種載體所建構出來的真實。例如,上一秒是現場非常認真地演出,顯像於銀幕上,下一秒影像不再,收回現場,忽然鬆懈,切換到了截然不同的語境和氣氛。這一斷裂,使得本來非常真實的真實狀態瞬間瓦解,變得一點也不真實,此時揭露了影像真實的虛構,以及顯現出看似眼前唯一真實的框架之外,原來另有一層的真實存在。有時則是現場與影像同步進行,時而重疊、合拍,像是回憶完整再現,但時而延遲、錯開,彰顯了兩者之間的縫隙,彷彿也暗示著回憶的必然失準。

於是,在這樣真必然有假的展演邏輯前提下,後段現場與影像幾乎完美無縫的兇案現場再現,就顯得格外有意思。此段再現,兩種媒介完整合拍,一方面讓人感覺觀者冷眼凝視著命案現場,但另一方面,卻又被提醒著眼前一切仍然是假的狀態。延續前段的借位打鬥、真假邏輯,似乎也大膽質問著眼前即景是真的嗎?這樣的回憶是真的嗎?甚至,這樣真的是原汁原味的原音重現嗎?有沒有尚未發掘的線索?有沒有這看似明確而簡單的命案之外所不為人知的實情?倏地,手段更為激烈,某種程度上,加諸在受害者赤裸肉體上的痛苦,這不堪的凌虐極致,讓觀眾有了共感的基礎,用感受締造了、確立了真實的基礎,卻也同時,最後用了一泡無形的尿,讓人一面感受更加被壓迫住,一面被打醒。

整場下來,重點並不是去挖掘層層迭起的懸案謎團,也並未針對這個議題或案件辯證出更深層的立場,而是多面地、有意識地、一再反覆地呈現出這個悲劇形構過程的虛與實。全戲目的不在於激起悲傷和恐懼,反而在於讓觀眾正視悲傷和恐懼的無形與無力。最後再藉由一位準備上吊、等待觀者救援的演員/角色,喚起了行動為上的意志,使得此劇在挑戰悲劇力量的同時,有趣地激起了社會行動的意識。不過,就更大的框架來看,這樣的行動是否就真能為真?或者,這樣的行動也必然虛構、必然無力,悲劇成為一道不斷重述的宿命歷史,才是真正的悲劇性所在?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國際政治謀殺學院、導演米洛.勞
時間|2019/04/06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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