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人寫出來的。在現今這個「後真相時代」裡，這道理更是不證自明。從處處充斥的假新聞，到看似紀實而旁觀、實則充滿主觀導向的紀錄片，皆顯示出每個表面真實的「真實」，或多或少都有著「非真」的成分存在。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的作品《重述：街角的兇殺案》（The Repetition Histoire(s) du théâtre (I)）中，以一則死亡懸案出發，在重演舊案的過程當中，再構了真實，亦瓦解了真實；搬演了歷史，似乎也質疑了歷史。
這件兇殺案是一件社會上發生過的真實案例。一位名叫薩能・賈非的男子，在比利時列日街角的一家同性戀酒吧附近，與幾位素昧平生的男子攀談，隨後上了他們的車，不久之後，以薩備受凌虐，最後全身赤裸地陳屍在森林中。然而，導演米洛・勞並非只是在搬演此事件，而是在搬演「搬演此事件」；所搬演至舞台上的，不是兇殺案本身，而是將時間的跨幅延展到案發過後，團隊為了要搬演這齣戲所做的種種準備，如田調、選角等，這些一連串的過程都在舞台上展現。前者是複製真實，還原事件；後者則是將整個複製真實的過程複製出來，所還原的是「複製」這個行動。有了這樣的展演前提，真假虛實的辯證層次變得更加複雜，讓再構、假造的過程本身反而成了戲的真實，也因此，全戲所有還原的真實都直接成了一場有意識的搬演。
打從演出的一開始，似乎就預告著所有這一切只是演出，真假參半，假要亂真，真亦有假。舞台上煙霧四起，演員扮演著哈姆雷特，講著獨白，召喚鬼魂，鬼魂沒出現，卻又存在著。爾後，擺有幾張簡單桌椅的舞台，成了一個甄選會場，諸多甄選者們一一現身說法，各以不同面向和經驗，間接參與了真實的建構：一位曾經演出過達頓兄弟電影作品的臨時演員，講述了許多在拍攝現場之外的瑣碎事情，破除了達頓兄弟強烈寫實風格鏡頭下所形構的真實場面；劇組演員帶著一位甄選者，以不入情的親吻、借位的毆打，試圖製造場面真實感；另一位甄選者從機器中放出了鳥鳴、雨聲等聲響效果，以聽覺讓人身歷其境；還有一位黑人演員，時而被找去演阿拉伯人，時而假裝會說丹麥語，加入一些如Youtube或Coca Cola的單字，就被信以為真。不僅揭穿了這些真實表面的「偽真實」面向，也顯露出表面化、全球化、資本化似乎才是共同的真相，引人發噱。
爾後，眾演員們開始模擬案件中的多位人物現身說法，搬演著訪談或回憶，由一個事件散射出多種立場和觀點。許多時候舞台上的演出都被影像化，透過現場表演與影像表演的並置，在相互干擾之下，更進一步地挑戰各個媒介、各種載體所建構出來的真實。例如，上一秒是現場非常認真地演出，顯像於銀幕上，下一秒影像不再，收回現場，忽然鬆懈，切換到了截然不同的語境和氣氛。這一斷裂，使得本來非常真實的真實狀態瞬間瓦解，變得一點也不真實，此時揭露了影像真實的虛構，以及顯現出看似眼前唯一真實的框架之外，原來另有一層的真實存在。有時則是現場與影像同步進行，時而重疊、合拍，像是回憶完整再現，但時而延遲、錯開，彰顯了兩者之間的縫隙，彷彿也暗示著回憶的必然失準。
於是，在這樣真必然有假的展演邏輯前提下，後段現場與影像幾乎完美無縫的兇案現場再現，就顯得格外有意思。此段再現，兩種媒介完整合拍，一方面讓人感覺觀者冷眼凝視著命案現場，但另一方面，卻又被提醒著眼前一切仍然是假的狀態。延續前段的借位打鬥、真假邏輯，似乎也大膽質問著眼前即景是真的嗎？這樣的回憶是真的嗎？甚至，這樣真的是原汁原味的原音重現嗎？有沒有尚未發掘的線索？有沒有這看似明確而簡單的命案之外所不為人知的實情？倏地，手段更為激烈，某種程度上，加諸在受害者赤裸肉體上的痛苦，這不堪的凌虐極致，讓觀眾有了共感的基礎，用感受締造了、確立了真實的基礎，卻也同時，最後用了一泡無形的尿，讓人一面感受更加被壓迫住，一面被打醒。
整場下來，重點並不是去挖掘層層迭起的懸案謎團，也並未針對這個議題或案件辯證出更深層的立場，而是多面地、有意識地、一再反覆地呈現出這個悲劇形構過程的虛與實。全戲目的不在於激起悲傷和恐懼，反而在於讓觀眾正視悲傷和恐懼的無形與無力。最後再藉由一位準備上吊、等待觀者救援的演員／角色，喚起了行動為上的意志，使得此劇在挑戰悲劇力量的同時，有趣地激起了社會行動的意識。不過，就更大的框架來看，這樣的行動是否就真能為真？或者，這樣的行動也必然虛構、必然無力，悲劇成為一道不斷重述的宿命歷史，才是真正的悲劇性所在？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國際政治謀殺學院、導演米洛．勞
時間｜2019/04/06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