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說唱與民眾參與劇場《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

鍾喬 (特約評論人)

戲劇
2019-09-26
演出
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
時間
2019/09/22 19:00
地點
台北景美人權園區白鴿廣場

初秋的人權園區,夜色下,暗影總像記憶裡噤默了經久,並從泛黃且沾過泥濘的相簿中,掀開身世的一張張老照片一般,在光與影的穿梭間,漸次現形。其實,我們需要這樣的現形,特別是在這個曾經囚禁無數政治犯的現場。因此,演出特色帳篷,白色的調性,融合在像是講堂、法庭或祭壇的空間中,像在規範一種來自歷史的封禁。《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後簡稱《明白歌》)在歷經全島巡迴後,回到這個因現下時空與壓殺記憶交錯,而感到某種不安的空間表演,開啟了某種將庶民經驗與政治高壓連結的想像。

可以說,《明白歌》明明白白因著直面歷史於當下,生產了令人動容的觀賞面向。一開頭,相關日本時代還未來到光復,演員便慌慌的問:「是二二八嗎?」直接點明這麼多少年來,以民主選舉為名的悲情操作,已經到達一個無法再令人稍稍耐煩的階段;接續才是相關「是階級問題,不是省籍問題」的提出。這關鍵的提出,將故事引導向導演黃思農引述阮秀莉所言:「記憶有限而遺忘無窮,大屠殺的記憶只有遺忘能夠容納……」【1】而「遺忘」能容納的,是在記憶中被壓殺滅絕的左翼行動,以工農作為整體故事的開端,拉出了序幕。

相關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探討諸多。最核心的思維,卻在於如何將特定時空下的人權壓殺,回返到冷戰對抗體系在亞洲發生的問題,也就是本劇在一開始攤開的命題上。這不免讓人思及:最近,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針對川普(Donald John Trump)帶動的美式「民族(粹)主義」,發表了深刻的談話。他直指:「這些年來,我還觀察到一個比較詭異的現象,『民族主義』從美國國內急劇升溫,種族主義嚴重,民粹主義泛濫,卻藉此引納粹主義作為仇視的『共同對象』。」二戰以後,相關納粹的批判,當然是人權議題討論的核心,這是無庸置疑的。然則,我們不妨回顧,自1950年代以降至今,已有多少好萊塢或英美電影,以貶抑德國納粹為題,塑造自身英雄化,大大宣傳美式民主的現代「文明觀」;這當然並非當下台灣以「民主化」為名義,展開「轉型正義」的全部樣貌,卻也有其接近的光譜可尋。核心命題還是國際觀的建構,在我們的日常政治,大抵是:上世紀1980年代,對於威權統治直接痛斥;現今,在此前提下,增加移植進來的「文明觀」,加以扯斷其與當代民主的臍帶關係。

這樣的觀點,在歷史上或現實上,應該都無法面對二戰後、冷戰影響下,涵蓋台灣在內,在全球第三世界發生的人權污滅問題。若以亞洲為例,冷戰風雲下的左翼肅殺,非僅僅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根源,更涉及美國以韓戰為背景,扶植戰後日本右翼政權,在反共島鏈上,對於涵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左翼撲殺。於今,或有人會說這是冷戰年代的歷史;若歷史具備當代的意涵,這歷史不就是歐哲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援引保羅‧克利(Paul Klee)畫作《新天使》所形容的,正在我們面前堆起千層骨骸嗎?恰恰也因為如此,才會有在後冷戰的冷戰延長線上的緊張和對抗狀態。這麼說,讓我們進一步深入《明白歌》一劇的表現核心。特別是整齣表演,雖在「促轉會」支持的名義下展開,卻以真實劇場的說唱方式,將白色恐怖時期的反共撲殺,進行巨細靡遺的鋪陳;不在一種當下的政治正確中,迎合潮流所需。這首先已將演出本身扣合在歷史與當代之間。特別是劇中相關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的段落,所開啟的知識份子與被牽連涉案的工農,於牢中相遇的橋段,雖說劇作者避開了當年「地下黨人」重建委員會的敘事,卻以說唱的調性,做了生動的發揮。

說唱與巡迴,是《明白歌》在龐雜的肅殺記憶中,梳理民眾與戲劇關係的一條關鍵脈絡。說唱,自有其民間的傳承。我們聽楊秀卿彈唱時,進入的總是情境先於言詞內容,這是民間藝術自有的能量;然則,進一步說,從民間到民眾的劇場參與,仍有一段馬克思(Karl Marx)援引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從「自在」到「自為」的階段。亦即,說唱是一門來自土地的「自在」藝術;當它和民眾被壓殺的記憶產生關係時,「自為」的力量已形成一種意識化的美學。這是《明白歌》在曾伯豪與蔣韜兩位說唱者的映照下,直直唱到六張犁亂葬崗那段曾梅蘭尋兄徐慶蘭真相時,客語突而提升到另一種境界的原因。在這裡,討論客語準不準確,已經沒有太大意義;而是民眾美學的現身,是從被抑制的層層泥土裡冒出頭來,所產生的能量。阿爾及利亞反殖革命家法蘭茲‧法農(Frantz Omar Fanon)稱作:「民眾藝術的波動」。這波動,誠然是本劇在土地上巡迴演出,返身於那被壓殺於地底下的共同經歷,所生產出來的文化能動性;如此,才得以進入諸多以「轉型正義」為名,所舖演的白色恐怖記憶的核心!

另外,《明白歌》的巡迴,若能超越一般將表演藝術推動到各地的思維,空間僅僅是一種媒介或說載體,超出這載體想像之外,我們進入時空的軸線中,這是具備民眾性質以探索政治壓殺事件時,最得以讓人得到啟示的所在。例如,當人們提及1973年,被獨裁政權酷刑切指而後棄屍荒郊的智利歌手Victor Jara時,都會重提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於拉美左翼的近、遠距撲殺,透過的通常是當地的獨裁政權。這也就讓我們走進以「明白」為題的說唱中,如何在人權思維的普世價值外,進一步討論殖民主義與冷戰,如何被連帶並置思索的問題。

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在這齣說唱劇中,扮演著一種歷史當事人的敘事角色。亦即,整齣戲的表現方式,既是當事人的見證,亦有敘事的疏離效果。這是趨動我們思索:當年,身為左翼知識份子或介入地下黨革命行動的農工階級,從日據以降至戰後二二八,再至白色恐怖時期,連結的都是:被殖民帝國與獨裁體制獵殺或囚禁的命運。這和關切Victor Jara狀態的論述,相當類似。當然,這條時空軸,因為本劇說唱的特質,也讓我們往下延伸,找到一種與戰後新殖民系統,在亞洲以反共為名的封禁關係。這是說唱在民眾生活的日常,如河流般延展的美學特質。恰如導演在演出前言中所言:「……時間循環反覆,是過去殘繞著當下的荒煙漫草,一是當下連結著未來的涓涓細流……」【2】說得很令人哲思。

巡迴,作為與民眾取得對等視線的對話,無疑是《明白歌》面對暗黑歷史的方案。這項方案回到人權園區的原點,自有其特殊意涵。倒也不是什麼囚禁現場的再現,引來的關注。主要的,還在於整體演出在「白鴿廣場」所傳達的氛圍,或因夜色蕭索與劇情連帶引發的必然牽連,戒嚴體制對身體全面壓制形成的噤默化,顯得格外突出。這讓我們重新思索,一齣敘事體的劇場,如何再現國家權力以動員戡亂為名,所開展的權力控制之於身體的對位關係。劇中,相關審訊與自新的一段,因為演員與聲音的多重疊置,達成高度疏離的美學效果。從而提供一個視野,讓我們進入白色恐怖涉及的「冤、錯、假、真」四種複雜的情勢中,這是藝術表現與歷史現場,如何相互找到對等關係的探究。這部分,其實是記憶在刻意被淹埋後,最難在當下被重新看待的介面。

認真探究,「轉型正義」如何讓社會賦權以民眾視線的參與角度,追尋左翼共同記憶被滅殺的歷程,成為本劇的核心思考。亦即,《明白歌》所提供的表現曲線,是以螺旋向地底探究的方式,關注焦點於表演藝術如何貼近民眾社會的感性上。這恰好將主流理性化的國族論述排除其外,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切;藉此,讓觀眾得以擺脫人權新樣板的宣傳。這一點,是國族想像取得「現代化」入場券,並希冀讓威權體制走入歷史的前提下,立足民眾社會賦權的角度,值得繼續批判性思考的命題。

註釋
1、黃思農:〈講故事的人─寫在《明白歌》之前〉,《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節目單。另有電子版,網址:https://reurl.cc/gvzM7N。
2、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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