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選擇題到申論題《我們與惡的距離》

陳正熙 (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20-10-12
演出
故事工廠
時間
2020/09/12 14:30
地點
城市舞台

首先,要將一部總長近十個小時的電視劇集,改編為不足三小時的舞台劇,純粹就時間的物質性而論,應可說是mission impossible。當然,Tom Cruise總有辦法,將mission impossible扭轉而成mission accomplished,但,劇場終究不是電影,故事工廠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改編重現電視版的努力,還是受制於電視劇的格局與規模,未能有效發揮劇場在舞台空間、場面調度、表演風格方面的特色,錯失了提出不同視角的機會。

從電視版到舞台版,劇場創作團隊最大的利基/立基,是劇場的現場性與物質性,觀眾的存在與即時回應,因此,「觀眾現場公投,決定劇情走向與結局」的設計,確實突破電視劇集既有印象的關鍵。

但,就如同現實世界的公投一樣,走進投票所之前,我們都應該對我們將要投票決定的議題,掌握充分的資訊,據以做理智的判斷決策。以《我們與惡的距離》而論,透過相關社會事件和電視劇的討論,我們大致都能掌握其中所涉及法律、心理、社福、媒體的相關資訊,因此,應該可以說大多數觀眾在智識上和心理上都有所準備,或甚至對演出要探討的議題,已有定(成)見。那麼,我們還能從演出中得到什麼,讓我們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入或不同角度的理解?也讓我們看見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

從電視劇到舞台劇,場景變換自然是舞台設計的核心考量,螢光幕上的真實場景,要如何在舞台上「擬真重現」,是個難題,但也是個機會,如何發揮劇場「空」的潛力,刺激觀眾的想像,創造出完全不同於電視劇的觀賞經驗,值得期待。

同樣是有許多場景轉換,加拿大導演羅伯‧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眾聲喧嘩》(Lipsynch)當中,就充分地展現了如何運用立體空間思考,現實與虛擬的對話,不但不受限於劇場物質條件,讓戲劇動作於不同時空間自由轉換,更能讓我們從空間性的思考中得到啟發,對作品中所觸及的各種當代議題(移民與難民、人口販賣、全球移動等),能有超越情感直覺反應、運用辯證的省思,而這正是我們在面對《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處理的議題時,所應採取的態度。

可惜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舞台空間的想像,卻以字面意義的「寫實」自縛手腳,既無法克服劇場物質條件(舞台機械功能有限)的限制,只能讓觀眾看到比例失當的箱景(box-set)、僅餘功能性的傢俱和質感欠佳的投影,為了配合場景變化的不斷移動變換,既破壞戲劇節奏,也無法為全劇建立適當的氛圍環境,更甭論在視覺上,創造出能呼應戲劇主題、刺激觀眾思考的主題意象。綜合言之,從電視劇到舞台劇的空間設計與調度思考,無法擺脫「寫實再現」的執念,就不可能創造出獨特的劇場景觀,與印象中的電視畫面相比,更顯得蒼白。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受限於舞台空間設計,整個作品的場面調度也因此顯得呆板,舞台畫面經常就像是個電視螢光幕畫面,角色在平面上左右移動進出,讓我們感受不到劇場空間的立體感,既無法再現,亦無法突破電視劇的既有印象,提不出劇場本身的視覺觀點,實在可惜。

總體來看,演員表現水準還算整齊,特別是幾位女性演員:尹馨將宋喬安這個角色在母親、媒體人、受害者、加害者之間的情感糾結,表現得相當到位,雖然最後的崩潰與轉變可再斟酌,但那應該主要是編導詮釋的問題;扮演李媽媽的謝瓊煖,只要在場上就能緊抓住觀眾目光,但在情感的堆疊、迸發、轉變之間,同樣囿於文本的問題而呈現斷續的狀況,只能靠表演穩定呈現出角色的情感狀態;劉姍姍的丁媽一角,戲份不多,但沉穩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在男演員部分,狄志杰在表演上的突破,讓人驚艷,深刻地表現出劉昭國一角的溫暖、痛苦、包容、和愧疚;相較之下,吳定謙所飾演的王赦,一開始正義淩然、咄咄逼人,囿於家人壓力立刻變成怯懦閃躲、世故自利,前者,看不出在面對當事者時的同情諒解,後者,也無法理解向個人利益低頭的轉變,加上其戲份之重,對於戲劇動作的合理進行,其實是有相當影響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我們如何能夠在舞台上看到「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宋喬安的轉變、劉昭國的堅忍、李大芝的掙扎與放棄,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對人性善惡對錯所採取的立場;宋喬平和林一駿的冷熱對比,其實只反映出對社工(熱血奉獻)和心理醫生(專業冷漠)的刻板印象,看不出他們在專業態度與個人情感之間的糾結;應思悅姐弟和凱子的關係,李媽媽的失落,到最後的圓滿結局,或許安撫了觀眾的情感,但,會不會還是反映出一種逃避的心情,或者急於選擇立場的焦慮?最後,王赦之回歸家庭和法律專業,也說明了通俗劇的思維,終究還是決定了創作團隊面對社會爭議、人性衝突的態度,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最後還是被設計成一個選擇題,而非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辯證題目。

但,如同劇場史家David Grimsted所言:「(通俗劇)認真而嚴肅地看待一般人的生活,並且對他們的所重視的單純想法與道德價值,給予適當的尊重。……(讓他們能夠在)在社會的不安恐懼,生命的奇妙,對道德、人類向上動力的信心,以及確保純真者必將獲勝的天啟之間,加以調適平衡。」因此,通俗劇的思維並無對錯,只是,既是在劇場中的「公投」,結束之後,我們是不是仍可期待持續的對話思考,而非皆大「歡喜」的結局?

個人以為,台灣社會對公共議題的討論,缺乏有效的平台與機制,最近卻不約而同地,有幾部作品嘗試將這樣的討論帶進劇場,發揮劇場作為公共論壇的能量,而透過網路媒體,開放某種形式的觀眾即時參與,似乎也蔚然成風,《我們與惡的距離》由觀眾決定結局的做法,大約是其中最為基進而徹底的。這些嘗試,值得鼓勵,也希望能引導觀眾對劇場有更深切的期待,但,或許是因為台灣當代劇場「非政治性」的性格特色,創作者在素材與形式的選擇上,對觀眾參與的期待與設計,都較為保守,避免太過尖銳的提問或衝突,或者以娛樂的訴求減輕對觀眾(或演出者)的心理負擔,《我們與惡的距離》大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範例。【1】

長期養成的閱讀媒體習慣,對劇場的期待與想法,都不容易鬆動改變,對浸淫其中的媒體與劇場工作者,更是困難,就像劇中的宋喬安和News哥一樣,非經歷李大芝的自殺事件,無法從被窺視者的角度反思,而當時間日久,記憶漸淡,好不容易獲得的領悟,亦有可能淡忘。從電視劇所引發的熱潮,在舞台劇推出的當下,《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要追究的議題,似乎有再次回溫的可能,後續的討論,我們還是懷著希望。

這次,是坐在台下的我們聽完角色對話,作出選擇。下回,是不是讓台上與台下有真正交鋒對話的機會?

 

註釋
1、邀請公眾人物擔任特別來賓,參與談話節目的橋段,其實也是一種「娛樂性」的設計,來賓的政治立場無關緊要,所提意見也對議題的實質討論,沒有任何幫助,來去匆匆,會不會有傷劇場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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