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能夠實體化成一本「回憶錄」的話，我想，它預留了許多空白頁卻又有過多的插圖頁。

由簡莉穎編劇、許哲彬導演的《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說的是部紀錄片的完成或未完成，關於一位HIV感染者馬密（本名馬泰翔，竺定誼飾）創立而後解散「甘馬之家」（HIV感染者機構）的始末種種──之所以難以斷言是否「完成」，在於創作者均凡（余佩真飾）最後也開始質疑為何拍攝、是否能夠達到初衷；不過，最後均凡坦言自己墮胎經歷，作為內心秘密的交換，並且讓所有人坐在一起（無論是虛是實）觀看紀錄片，或許仍是一種完成。此劇以馬密前男友阿凱（廖原慶飾）的姪女均凡取得馬密的日記本並打算製作這部紀錄片為起點，再以紀錄片的播放作結，擁有堪稱工整的劇本結構。

作為故事起點的是劇中核心人物馬密所遺留的一本紅皮日記本，而我們僅能透過持有者均凡選擇性的閱讀，獲得日記裡關於馬密的過去；並混合了馬密「過去的朋友」的個人記憶、與些許錄影──這些回憶不只片斷，甚至彼此衝突、錯位──作為紀錄片的素材、填為此劇的內容，並組成馬密的「個人」回憶錄。這些記憶斷片由大學同學小瑤（高若珊飾）、最早委身於甘馬之家的夢夢（林子恆飾）、甘馬之家的志工B（廖威迪飾）、馬密的姊姊（王安琪飾）等人說出，並以均凡的採訪、採集與自白串聯。只是，其連接並無意形成一個完整故事，而是用來形塑出馬密這個「個人」，以及這個「個人身分」（HIV感染者、同志）所反映的時代與社會現況。特別是，這部作品奠基於編劇簡莉穎一年多來的田野訪談、資料搜集，而在戲劇的迂迴陳述裡附著了現實世界的既視感與指涉性；例如戲裡不斷標示的確切年代（2004、2001、1999等），並透過不少的影像直指2004年台北農安街轟趴派對事件作為一個重要原型。因此，馬密或許並非個人，而是眾多HIV感染者的集合體或其中一個形象──其名為「回憶錄」，或許也是「眾生相」。

以「回憶錄」命名，又再以「可能」一詞增添其「不確定性」。《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所呈現的每一段故事，如馬密與阿凱初相遇、到夜店發傳單、眾人的抗議與爭執、甘馬之家被檢舉等事件，都是第三者的述說──乍看是事實的再現，卻都是每個人單向、主觀的記憶，即便「再現」本身就不可再被視為真實。因此，每個場次（或說是每段回憶）既非倒敘、亦非順敘，存在更多不連續性，以及被選擇性（編劇的選擇、紀錄片拍攝者的選擇，甚至是述說者選擇說出的內容）；甚至在每段回憶之間亦留下了許多空白頁──也就是，我們即便於不算短的一百五十分鐘裡盡可能地觀看了「他人對馬密的描敘」，中間的遺漏、斷裂卻仍是如此明確，而難以全面。不過，這些空白頁也是勢必被留下，且不能被下註解的，就如簡莉穎在節目單所言：「這是一個被遺忘的、不可被說出的、不願說出的，比被留下的還要多的故事。」更源於經驗的不可被類化、不可被比擬，我們始終得在預留的空白頁裡進行觀看，這也是作為觀看者所必須自省的位置。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疾病（HIV、愛滋）作為創作素材與議題探索，雖非創舉【1】，卻不再使用大量的隱晦字眼，而更直觀地以多數人能理解的語言邏輯呈現，並且更直視了這種疾病之所以難啟齒的問題。其大致延續了簡莉穎近年作品挖掘與呈現社會議題的風格與手法──不流於艱澀，而直搗「人」的日常與反常，漩渦式地流進問題核心，如《服妖之鑑》（2016）、《利維坦2.0》（2016）等作，都翻轉了「議題先行」的刻板操作手法，使用更能被觀眾理解的語彙與邏輯。只是，疾病本身的難以言道，及其背後龐雜的知識體系，的確讓《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相對地節制。其以眾人「欲言又止的語言」與「不確定性的回憶」組成，召喚出作為敘事本體的馬密（身為HIV感染者與同志）的某種「祕密性」與「隱蔽性」，以及「被定義」、「被註記」的原罪（這或許也呈現出馬密作為基督徒的身分衝突）。不只保留了大量的空白頁，也盡可能讓不同類型的人並列，如：同為HIV感染者的馬密與甘口（王肇陽飾），極度壓抑與縱情性愛卻非完全以對立面呈現，而試圖挖掘他們背後的不得已與無法選擇。或是，身為同志的小展反覆表述自己不是感染者、身著女性裝扮的夢夢直言自己為異性戀、被迫作為典範的感染者伴侶阿凱、不願現身的甘馬之家志工B、拒絕承認自己先生為同性戀的陳太太（曾歆雁飾）等，都藉由面對這個疾病的不同態度，進而呈現出HIV作為汙穢的象徵、同志作為歧視的印記。這種略顯輕描淡寫的筆法，更在《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描述教會的態度，不若某些教會對同志的打壓，而解消掉批評，化為一種陳述事實的語氣。或許，這也呼應著編劇試圖將所有書寫回歸到「日常」，而呈現「HIV是得了慢性病的普通人」（簡莉穎於節目單所言）的立場。

因此，我雖認為《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較為壓抑、並缺乏高潮（不管是面對議題本身，或是情節線安排），卻可感受到其背後難以卸下的厚重感，如始終紅著的眼眶卻未能流下淚水，以及走出劇場時那一口終於吐出的濃濃氣息。

略顯可惜的是，此劇的舞台設計與導演手法雖呼應了劇本本身的節制，卻簡約地過於單調、慘白。《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舞台近乎純白，並以ㄇ字型外加幾個出入口化約了空間並固定了演員走位，彼此限縮了舞台設計與導演手法能夠表現的變化可能，促使整齣戲不只壓抑，更顯侷促與窒息，彷若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不得伸展（音樂雖襯墊了部分情節的波動，卻期待可以更多、更豐富）。於是，演員的表現也更像是被放在一個不流動的水缸中，安穩、平靜、略有漣漪，卻稍嫌平淡而缺少表演力道，以及溢出演員本質的驚喜。最為不解的是，整齣戲的投影使用、錄像設計過於粗糙、單一與呆板。雖可理解某些影像的影射，卻未能有更精密的規劃，以及更有質感的呈現，較多流於轉場功能，未能對劇情有更完整的填補。甚至，有些影像過度地重複，反而僵化了戲劇本身所保留的想像，就如一本有過多劣質插畫頁的書籍，成為此劇最大的瑕疵。

其實，《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是個極難書寫的劇本，編劇簡莉穎已展現極高的完成度，並體現他在各種位置的觀看與注視。可挑剔之處，是整個劇本的情節在破碎的接合裡略顯「理所當然」的發展，且部分角色身分的功能性較強，而缺乏細節處的描寫，似乎得再有更多文本的消化與反芻。不過，作為觀看者，《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終究是好看且會讓人倒抽一口氣的作品。

註釋

1、歐美對於此議題於劇場之呈現，有較長的歷史脈絡，可參見張藹珠：〈愛滋病再現與酷兒表演〉，《性別越界與酷兒表演》（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16-159。最常被列舉出來的大抵是美國劇作家托尼·庫士納（Tony Kushner）的《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而台灣近年亦有不少討論HIV感染者與愛滋病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