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略稱《馬密》）幾乎可以說將現代劇場形式操作至爐火純青的程度：極簡的舞台、多線的文本敘事、充滿假定性的場面調度、機智詼諧的語言、還有爬梳夠嚴肅的題材等。這些元素讓劇場的時間魔法得以充分發揮，主角馬密一百五十分鐘的生命歷程轉瞬即逝，一如你我。
處理真實與謊言的錯綜複雜，在文學作品中不乏大作。比如日本文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竹林中》（藪の中），即是透過武士鬼魂與相關人等，對於武士之死提出自身證言，只是眾人一鬼各說各話，無所謂真實。與《竹林中》相彷，《馬密》透過一位大學生敘事者，根據主角馬密的日記，按文索驥，拍攝馬密與愛滋友人所創的「甘馬之家」紀錄片，逐漸拼湊出被稱為叛徒的馬密的前半生。
《馬密》處理的不外是一位平凡人物的愛恨情仇，讓事情複雜化的，是人類面對愛滋此一新世紀的慢性病抱持的恐懼與節制。馬密跟任何一位普通人一樣，充滿自我懷疑，面對愛情格外脆弱。他的自我崩潰，帶來本劇最終的悲劇，造成「甘馬之家」被警察突襲。用藥的眾人雖然沒明言後續，不過「甘馬之家」的結束已經是足夠的暗示。
透過眾人的悠悠之口，編劇打造出一個性格極為飽滿的角色。馬密最後時刻對於敘事者的坦誠，更將本劇的核心敘事推至「羅生門」般的不可信境界──究竟他是蓄意的告發者、可恨的叛徒，或是良善的信徒？可能這些面向都為真，而且欣賞《馬密》的觀眾應該也可以接受《馬密》提出的價值觀：何謂真實，何謂能訴說的真實，只有當事者能決定。
然而亦是在選擇呈現什麼，放過什麼之上，《馬密》的宏觀文本與形式仍有討論空間。正因為愛滋與同性戀的汙名化深切交織，所以《馬密》聚焦在馬密、阿凱與帶原者甘口的三角關係上，對於異性戀同樣會得病這個論點的演示著力薄弱。較為鮮明的異性戀，不過是由一群高中生小屁孩來擔任悔改的惡人角色；另一位中年婦人則只是在意她的同性戀丈夫如何得病，為什麼不跟自己上床、不愛自己。的確，在本劇的脈絡下，異性戀可能不是重點。不過相較於異性戀的輕描淡寫，「同性戀的生活」顯得有趣鮮明得多：會逛敦南誠品、會上夜店、會打撞球、會細數日劇及日本明星來調情，甚至，有些可能會用藥。這些人顯得有血有肉。只是劇本刻意透過眾配角的口將同性戀的生活打上引號的時候，敘事卻又附著在這些可以說是刻板印象的呈現上時，同性戀的生活儼然成為某種階級品味的難題。到底什麼才不叫同性戀的生活，什麼又是沒得病的同性戀生活，這兩類內建爭議的標籤又如何，或者有沒有必要與異性戀相互理解？文本若不是沒有觸及，就是浮光掠影式的輕輕帶過。換句話說，《馬密》幾乎將某種同性戀樣態與愛滋直接相勾連的敘事，與想將兩者脫勾的價值陳述有著微妙的不協調。
關涉問題太多，減少支線可能是非戰之罪。場面調度上似乎嘗試補償選材上的難處，在部分時刻採用鏡頭錄影的即時影像來呈現。劇末「農安趴」的歷史影像和本劇的影像交錯時，的確引導觀眾進一步思考劇場呈現的虛擬性，以及更為殘酷的現實。但是《馬密》的三個敘事觀點：角色當年故事的演出，敘事者與角色的採訪互動，角色透過鏡頭呈現的獨白，後兩者實質上是在同步談論情節，多加上一層鏡頭來觀察，以及某些時刻的蒙太奇影像，對於戲劇張力感覺不出太大幫助，反而像是為了跟上在劇場使用影像這個時髦技術而用。少數敘事和影像出現落差的時刻，如十四歲敘事者未婚懷孕，躺在手術檯上墮胎一景，眾人圍繞下被攝影機放大的臉孔，反倒將人類對於身體宰制的無力感發揮極致。
本劇最後導向的真實，是這些人一樣是人，對於很多情感無從著力乃至悲劇。如此提問方式頗具人道精神。但是，將同性戀與愛滋放在一個受到普世人類欲望宰制的位置，是否仍部分簡化了問題，也為其一切行為提供了不受道德評價的庇護場域？也就是說，馬密似乎就出錯在抱持絕對的道德論，並將國家機器引入了「甘馬之家」，造成這個烏托邦的崩解。甘口開搖頭趴又無套做愛，以法外緃欲面對因病帶來的絕望感，不過他從一而終，將「甘馬之家」視為生命壓力的出口，未曾挑戰它的烏托邦地位。所以馬密最後成為教徒，甘口得以與阿凱相守，這發展彷彿弔詭地成為一種道德判斷的隱喻。疾病的隱喻如何化解？大家都一樣是人似乎對於理解問題的幫助有限。至少《馬密》出色的展演已引導觀眾，從人的角度來觀看同性戀、愛滋的部分歷史及現狀，改變可能由此而生。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演出｜四把椅子劇團
時間｜2017/09/30 14:30
地點｜台北水源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