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素人演員法比歐回應面試者為何想演舞台劇的理由：「劇場裡有某種自由，能做現實裡不能做的事。」對關注紀實歷史、「真實的戲劇性」的米洛．勞（Milo Rau）而言，劇場是社會事件再辯證的絕佳解剖檯──首先透過完整悲劇的回放，亦能不避諱摹寫驚駭殘忍的片段，才能探究「為何發生」和「何以解決」。即如面試橋段中多次詢問到「有沒有做過任何極端的事？」，反面便是詰問：「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殺人這樣極端的事？」然而，挖掘到最後，無論是列日這座城市的環境因素、加害者的心態、以薩能為何選擇接觸加害者等，各個條件都沒有強烈到悲劇必然發生，甚至連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都沒辦法清楚究責，只得歸因於當代困境。弔詭的是，米洛．勞仍是將素人演員湯姆那段假設敘述，作為支撐此劇的骨架：「有一個演員，一張椅子放在舞台中間，椅子上面掛著繩圈。他踩上椅子，將繩圈套在脖子上。他說他要踢掉椅子，如果觀眾上去救他，他就能活命；如果觀眾動也不動，他就會死。」一如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皆政治性地呼籲觀眾要有行動，但在此劇模糊的「當代困境」結論裡，觀眾到底要被動員到哪裡去？會不會以執行效果來看，繩圈和椅子變得只是戲劇高潮的道具？
不過，《重述：街角的兇殺案》仍試圖解決了創傷對人類心靈的折磨。儘管像林奕含所說：「這麼大質量的暴力，那是不可能再現的。」米洛．勞也清楚舞台上無法客觀如實呈現，甚至媒體、監視攝影機、目擊者、當事人，都無法包羅現實。於是，遛狗一幕即刻意讓人察覺，雖然有攝影機跟拍演員的行動，投影幕顯示的卻是極相近卻不同的預錄影像，顯示他對各式紀錄真實的載體的不信任。因此，他轉而公開資料蒐集至組構（依據《根特宣言》第二條），即再現「再現真實」的過程，諸如當地歷史分析、面試演員、排練、片場布置等。然而，第四幕卻關掉劇場燈、投影幕、麥克風等明顯人工痕跡，僅留下喘息、踢打等寫實聲響，產生劇烈、衝擊的對比，至此才確實地將觀眾從外部世界拉進「故事」裡。
「故事」一詞，筆者以導演為撫平傷痛、社會正義、無法重現真實的困境、而讓再現本身成為真實（依據《根特宣言》第一條）等創作前提，詮釋其僅僅試圖為說一個五幕悲劇形式的故事（Histoire）。巴索里尼的劇本《夜長夢多》中，史黛拉對羅拉說：「你就假裝說好像完全不認識這個你今早醒過來的世界，你活著的世界：而我呢，我就假裝來跟你解釋什麼是什麼……」而米洛．勞肯認戲劇就是一種「假裝」，所以現在有了一個新的薩能，一個死亡的幽靈會在第六幕復生，感受得到一切安慰、補償、和解。原本的薩能或許又冰冷又孤單，但現在的他被很多觀眾注視著、共感著相同的痛苦；甚至當暴行發生過後，薩能面部朝下，全身光裸地橫倒在舞台中間，卻像名畫雕塑般發散著柔美的螢光，被賦予了崇高感，加上提及的幸運兔腳符號，可見此劇亦挪用了宗教觀，讓劇場發生「形而上」祭儀的作用。透過米洛．勞再現的方法論，主觀故事結局取代了現實遭遇，化解了創痛；同時，悲劇的心靈淨化效果，混和第五幕演員朗誦辛波絲卡（Maria Wisława Anna Szymborska）《劇場印象》之詩，亦產生了藝術感受上的美。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演出｜國際政治謀殺學院、導演米洛．勞
時間｜2019/04/06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